买小产权房的疯子(农村拆迁闹剧)

这两年，因着拆迁，曾经一片死寂的导村（化名）忽然就热闹了起来。

在外务工的青年男女都回来了，个个热情似火；四下里一片狼藉，垃圾成堆，一座座平房前，每天站着各种百爪挠心的人；有人昼夜不停加班加点，连地基都没挖，就直接开始盖楼。

我因接了一个涉嫌敲诈勒索的案子，去了几次，长了不少见识。

第一次去，便遇上一位70多岁的奶奶，笑眯眯的，没了牙，“小伙子，有对象没？没有给你找一个。”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开口就说要介绍对象，这让我非常好奇，“是您孙女还是……？”

老奶奶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儿，拿起挂在脖子上的老人机，“给，把你的号码存上去。”我婉拒了。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我也在找结婚对象。”老人不依不饶，忽然这么说，我以为遇上了疯子，赶紧抬腿快步离开，从村头走到村尾都不敢回头。边走还边被路边几位聊天的大妈“搭讪”——她们看了我几眼，也开口问，“小伙子，有对象没？”

我吓坏了。

据我的当事人吴丽回忆，导村也曾算是宁静祥和、日子悠闲自在的，“我们那边的人很会生活，日子能对付着过，就不去找罪受，钱多钱少无所谓。每家每户都有个菜园子，河滩边上的香瓜不知是谁种的，过路的人都能随意摘了吃。”吴丽刚满50岁，她说经过这次波折，她也“妥协了”。开庭前夕，她一脸憔悴，望着我苦笑道，“要不我们领个结婚证吧？按说我都能做你丈母娘了，可现在除了你我，又有谁会在乎呢。”

我知道吴丽在开玩笑，“早知道会落到这步田地，你真还不如找个男人领证好了。”

如今的村里，早已看不到任何绿色植被，到处都是黄土以及废旧家具。虽然还住着人家，却都不像是在过日子，感觉更像是所有人合力攥住一个大筹码，找准机会下注，赢了马上就走。

导村的世界，显然是乱套了。

1

吴丽告诉我，确定拆迁的消息一出，村民全部如梦初醒。被生活盘算了大半辈子，终于有机会挺起腰杆盘算生活了。导村不再有生命更迭、沧海桑田的伤感，先前的喜怒哀乐好像都变成了皆大欢喜，人人腰杆都挺得直直的，就算是拾荒的老人，都哼着小曲。

异类还是有的，第一个抗议的声音就来自吴丽，“谈不拢。我和先生青梅竹马，除了旅游，他没离开过这片土地。门前是他亲手种的葡萄树，只剩枯藤了，以往只要春天一来，就能生出绿芽，现在都4月了，村里的一切都好似被吞噬掉了，包括春天。”

屋后是吴丽和她已逝的丈夫近乎一生的心血，一排厂房专门用来出租，两口子还种田捕鱼，算得上是小富。两人也曾有过一个孩子，埋在地下，之后也没有再生，只有两人相依为命，直到丈夫几年前离世。

吴丽对负责拆迁工作的领导说，不要补偿，也不算人头，“划一块地给我就行，给你们认为的最没有价值的地，哪怕是在荒山野岭都行，然后把盖厂房的钱发给我。”

工作人员认为吴丽是在故意刁难他们，将其晾在一边。拆迁方案早就定了，相关资产有补偿，即便一无所有，只要是这里的户口，按人头有一个算一个。拆迁款下来还能低价购买安置房，大致人手一套房还略有结余。

很快，吴丽的租户们连招呼都没打，全都直接搬走了。厂房的墙开始经常被不明人员砸坏。吴丽也没想追查，只是找人加固，装了监控，“能守一天算一天。”

村民不解吴丽，“无儿无女，守着那些破砖烂瓦有什么用，还把自己搞了进去。”

而关于拆迁，村里有人说了一句话，“在绝对的金钱面前，是没有钉子户可言的。”

拆迁开始了，所有人看起来似乎都是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堂而皇之通过婚姻增加人头，获取更多拆迁款；平时被嫌弃的独居老人，顿时有了用武之地，在子女眼里，全都成了移动的房产。

跑了几趟，我和他们熟络起来，每次都有人问我要不要相个亲，我也见怪不怪了。大家都觉得，这是上面认可的、最为合法有效的一种增加收入的方式，“只要领个证就是真金白银，感情值不了几个钱，真假无所谓的。”

若我有幸，能和他们其中某个不限年纪的女性领证，拆迁款一下来，就能得到10万块钱，“提前签好协议，没有任何纠纷，钱到就离，当天就去民政局领离婚证。”

当我说到自己对于婚姻比较慎重，不轻易恋爱谈婚论嫁时，就有人笑我装清纯，“这个世道，还管那些。男男女女谁不是在外面玩得不想玩了，到了年纪，把证一领，就算完事了。哪还有纯情干净的男女？拿纸证书走个形式而已，没人会真的爱的。”

这种说法，至少在导村，我无法反驳。

2

闹剧一幕连着一幕。

林婆婆80多岁了，身体有病，腿脚不便，走不了几步就会卧床休息，守着从一而终的古老思想为亡夫守寡30多年，育有两儿一女。儿子们都住在城里，平日只有女儿偶尔回家探望，日常都是邻居在帮衬。

原本已被儿子儿媳冷落了几十年，因着拆迁，儿孙们忽然就孝顺起来了，端茶倒水，嘘寒问暖，水果、保健品、足浴盆，大包小包地提回家，还主动去给林婆婆的老伴上香——从前，他们总是说自己是无神论者，没必要去走那些形式，都是让林婆婆自己去的。

过了没几天，儿子儿媳便故作懊悔，“妈，说来我们也是不孝，没有顾忌到您的感受。以前您自己没想找老伴，我们从情感上也难以接受，毕竟谁都知道你们感情好。”

林婆婆心里明白，却不作回应，儿女们便直接挑明，“给您找个老伴吧？少年夫妻老来伴，哪怕只是说说话也行，好歹有个照应，我们做子女的在外也会放心很多。”

林婆婆这才搭话，“都要死的人了，找个老头一起躺尸还是怎么的？这些年我生病，跌倒的次数都数不过来，有几次是你们送我去的医院？那时你们好像很放心。”

儿子们强忍住怒火劝说林婆婆，“就是办个手续而已，您不喜欢，人都不用来，各过各的，至少名义上您不再是一个寡妇。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多难听的话。”

“我一个80多的老寡妇难不成还去偷人不成。各过各的，吃饱了撑的去办手续。”

“给脸不要脸，人家父母都是为了儿女着想。你倒好，求你签个字而已，还摆臭架子。只找个老伴，就能多分一套房还有几万块钱，就算你还有点用。”两个儿媳憋不住了，噼里啪啦将火气撒了出来，“你太自私了，老头都死了几十年了……”

“是我没教好儿子，哪有脸去要求别人的女儿要讲孝道，强求了。”林婆婆也不生气，拄起拐杖踉跄着出了门，一步一回头，见人就念叨，“你们得给我作证，我从来都是清白的。抚养子女成人，送老头上山，苟活至今，没有哪次亏着良心交换……”

“老不死的才能理解不中用的，眼睛哭瞎了都无济于事，现在的人目空一切，寿料（棺材）备在楼上，遗照都框好了，还要把脸涂成一个猴子屁股，穿着花袄子去拍结婚照……”

然而，也并非所有老人都有林婆婆那般硬气，受得了辱骂，也熬不住道德绑架。左耳进右耳出的，又经不住哭哭啼啼。最后全成了子女的提线木偶，连哄带骗，都得拉上台面。只要是鳏夫和寡妇，不论年纪多大，都在拉人结婚，未婚男女就更别说了。

88岁的彭爷爷硬是被儿子背去了民政局，说是办个假证。“就是搭个戏台子而已，工作人员是从天桥底下找来的，排长队的都是演员。一把年纪了，还要演一出滑稽戏。自己亲儿子写的本子，不演下去谁都收不了场。

我坐在一张没有雕琢的天然石凳上听这些老人们诉苦，一个个像极了离家的小孩子。

3

那些天，我亦是局中人。我乐得和他们聊天，谁问我情况，我也直接说了。

有人告诉我，做上门女婿得擦亮眼睛，必须找独生女，否则只能算“半边户”，文件上写的也是“半边户”——这个词在“农转非”时期流行过，指夫妻俩一个城市户口，一个农村户口。

“你们说男女平等是吧，拆迁同样重男轻女。女人招的上门女婿只给一半的拆迁款。男人找老婆，不论家里有几姊妹，一律算全户口。”

被歧视的“半边户”还没有保险。导村的拆迁政策为补偿款再加一份养老保险——按人头每人大约二十多万，也可买小产权房，市价8000块一平米的房，拆迁户只要1200块。

当然，独生女也不是那么好哄的。在一些大妈的搅和下，有女生开出这样的条件，“领证结婚可以，不能拿婚姻当儿戏；婚礼要重视，彩礼得给足，存女方账上；拆迁款到位以后，归女方保管，房产落女方的名字；一年内不同居，以后如何生活，看各自的造化。”原来，造化不好，可能连10万块的辛苦费都拿不到手。

如此一来，那些老婆婆和大妈便有了底气，“还是与我们这把年纪的人领证结婚利索些，童叟无欺。彩礼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不要，只要出个人头，同不同房你说了算。不怕你不离婚，不离还好些。能把我们熬死，说不定还能得到部分遗产。”

我招架不住，只能嬉皮笑脸，“我还是头婚，人头只有一个，不能乱砍。你们莫害我，晚上翻个身说不定就把你们骨头弄散架了，出点事就是过失致人那个啥。”

大笑之余，瞥见一位女人经过我们旁边时特意加快脚步。那女人我瞧着着实眼熟，直到大妈们喊住她，才想起她是介绍我这个案子的本地朋友的堂嫂，以前打过照面。堂嫂可能早认出了我，却不想让我知道她回来了。

那时，堂嫂曾发誓，死活也不会再回这个地方了。她丈夫酗酒、赌博、家暴、出轨，两人争吵时，把蚊帐点了，孩子差点窒息而死。堂嫂想离婚，她丈夫各种刁难，“只可以我不要你，不能你不要我，就算是一条狗，天黑了也得摇着尾巴回来。”家里其他人不讲理，只数落堂嫂，最后朋友看不下去了，私下找到我，让我帮堂嫂写了起诉状，准备了相关证据，然后她自己出庭，耗了三年多终于把婚离了。

眼下这才过去几个月，我们就又碰见了。堂嫂手足无措，“要不去那个家里坐坐？堂弟这几天在外面暂时回不来。”我让她不要客气，“能理解的，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

堂嫂说自己还算好，是想给孩子多留点积蓄才复婚的，“秀秀姐才叫一个惨。”

4

按照堂嫂的说法，秀秀姐也是遇人不淑。自从拆迁以后，丈夫明火执仗，将外面的女人孩子带回家，睡主卧，让秀秀姐搬去二楼。秀秀姐人长得好，勤劳踏实，惹人喜欢。因父母早亡，娘家没什么亲人，性子有些软弱，自嫁过来之后便小心翼翼，忍气吞声。

好在丈夫这边的亲戚和乡亲明事理，都是帮着秀秀，“事已至此，就算秀秀暂时没生育，都不能亏她。外面的女人和孩子别想进这个家门，这里永远是秀秀的家。”

秀秀姐好几次想轻生，念到自己40岁了，嫁来这边20年，一直没有生育，公公婆婆却从未说过她半点不好，“二老的恩情未报，这算么子事，就没去寻死了。”

丈夫在外面生了个女儿，快7岁了，之前从没带回来过，他知道这是不能触碰的底线。可自从拆迁的消息确定，一切都变了。曾经毫无条件支持秀秀的公婆总是唉声叹气，面露难色。周围的人开始说一些有的没的，“人要知趣，得有良心，知恩图报。”

秀秀姐没听懂弦外之音，以为自己侍奉公婆出了差错，以往家里都是靠她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忙里忙外难免对家里照顾不周，便寻思着给公婆买一些时兴的东西，无非是按摩器、足浴盆之类的，老人说头痛，又托人从云贵地区买了一些野生天麻。

当秀秀姐汗流浃背，提着这些东西到门口时，公婆却是冷心冷面，屋里摆了一张新的按摩椅，还有不少礼盒。相比之下秀秀姐手上提的东西有点相形见绌，她自惭形秽，“太小家子气了，想得不周到。”秀秀直愣愣站在门口，公婆也没喊她进去。

里屋走出一个女人牵着小女孩，让女孩喊爷爷奶奶。女孩不耐烦，“刚进门那会不是喊了吗？”两位老人脸上这才恢复了过去秀秀姐熟悉的慈祥，“喊了就行。”

“我当时懵懵懂懂的，以为那个小女孩是我自己，他们以前就是这么宠着我的。”秀秀姐说，那一刻，她手上的东西再也抓不住了，掉地上，进退两难，公婆对着孙女左看右看。还是刚睡醒的丈夫光着膀子喊秀秀姐进了屋，“还有别的地方去吗？只得先进来再另做打算，我们不会欺负一个孤儿，定给你一个妥当安置，大家一直对你有同情。”

秀秀姐没有别的地方去了。娘家只剩下土渣了，门口精心挑选的东西她没有拿，“别人不要了的人和东西，就跟垃圾一样。我舔着个脸进去，是想听二老亲口打发句话。”公婆勉强挤出笑容，“给你上楼收拾一下，住上面也好，他一家三口打扰不到你。”

外边舆论来势汹汹，刻薄尖锐，“自己不下蛋，还占着别人一家的窠。正房当然睡正屋，偏方只能搭梯子上阁楼。赖着不走，白吃白喝倒没事，问题是人家要赔掉一套房。男人仁至义尽，自己的亲骨肉当然要带回来，给可怜的母女俩一个家。”

见秀秀姐毫不自觉，照常打理家务，男人忍不住借着酒劲挑衅，被公婆拦住了，“动手就理亏了，是我们留下的人，缘分尽了，自然该我们送走。”秀秀姐收拾完行李，不过一个手提袋而已，问丈夫几时方便去办离婚手续。外面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真正的钉子户总算挪窝了，不知答应了她什么无理要求。”

公婆追上去，似乎很仁义，“你户口可以不迁，若有你拆迁的份，按半边户的待遇分给你。以后想回来看看，你照样可以住二楼，另外在屋后开一扇门也行。”

秀秀姐没回头，不像朋友堂姐需忍辱负重。她是过河的卒子，真到了这一天，“至少生意还在，是我自己挣下的，原本还以为攒下的是亲情。以后这些人都不会再见了的，无论多好听的场面话，不过是给他们自己找台阶。”

就在众人松了一口气，秀秀姐也觉得解脱了的时候，才发现小琦居然在前面等她。

5

小琦23岁，手臂上有纹身，揣着户口本和身份证，头发绯红，嘴里叼根烟。“以前他的形象属于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是因拆迁，人心膨胀，自然变得流里流气了。”

秀秀姐没认出他，“以为是谁家的叛逆小孩离家出走。”小琦是她看着长大的，从小乖巧懂事，重点大学毕业，这段时间被父母和亲戚逼着回了家，变化太大。

没想小琦拦住了秀秀姐的去路，还语出惊人，“秀秀姐，咱们结婚去，不要搭理那些聒噪小人。”秀秀姐以为小琦在取笑自己，一把将他推开了，“麻烦你们滚开。”

小琦料会是如此反应，提前找我帮他出了一封律师函，“咱不告谁，就想让律师见证，我不是任性取闹，真心从小就爱秀秀姐，愿意为自己的言行承担法律责任。”

小琦找到我时，我正在村里帮所里的一个助理发名片，想帮她拓展案源，没空搭理小琦，何况是这般离谱的要求。小琦一把抢过我的名片，“发传单的事你交给我就行，免费的。我知道哪些人需要法律服务，譬如我自己，其他有些人，给他们也是往河里丢。”

我说一封律师函收3000块钱，小琦立即掏出手机，问我要收款码。我又说律师函不能乱开，要担责任的。小琦就说：“开什么无所谓，能证明我爱秀秀姐就行。”

我依然觉得他在搞事，“你爱一个人，要我去证明？我们只相信合法的证明材料。”

小琦当着我的面，打开了他的社交软件，私密日记可以追溯到多年前，记录着他喜欢一个人的点点滴滴，并存有那个女人的很多背影照，“我是能证明，可谁信呢。秀秀姐是有夫之妇，比我大那么多。现在她被弃之如敝履，我还不勇敢一回？”

我理解小琦的那种情愫。我让小琦亲自动笔写一封保证书，我以个人名义，给他签字证明，“我只能以过来人的身份，证明你不是瞎胡闹。”见小琦被秀秀推开，我走过去，像警察一样有模有样地掏出自己的律师证，“我是小琦的律师，也是吴丽姐的律师，我喜欢林婆婆，也敬佩你，想和你聊聊。”

秀秀姐听说我是吴丽的律师，态度马上转好，“丽姐是个好人，怎么给套进去了。”

我说了小琦喜欢她的事，“他想将留下你，或随你出去，户口本身份证都带着。先不考虑现不现实，你能否相信他此刻的言行是出于真心，只要你信就是好结果。”

小琦站在我们旁边，不停地拉短袖，想遮住那块文身，显得局促不安，秀秀姐看着小琦道，“我信小琦是个好孩子，重情重义，其他的不说了，为他好。”

秀秀姐走了，终究回了头，给我们一个笑容，美极了。小琦冲着小河喊，“秀秀姐，我爱你。”我被他感染了，同样躁动不安，跟着一起喊，“秀秀姐，你好美。”

我们沉浸在各自的幻想中，不知是因小琦爸妈的呵斥，还是风将沙粒吹进了眼睛里，睁开后面前的世界又是一片狼藉，黄土，躁动不安的人群，以及消失的背影。小琦爸妈当然想不通，从小到大令他们倍感骄傲的儿子怎么叛逆得“不人不鬼了”。让他找对象结婚，他却跑去纹身染发，爹妈正在气头上，他还火上浇油，踢门，脱口而出：“别指望我会随便找个女人，难道100万就想买断我一生的幸福吗？”

一番话气得他爸差点投河，“还不随便，年纪都能当你妈的二婚女人还追着要，你不嫌害臊，我还要脸。瞧你干的什么事，说的什么话，眼高手低，以为自己是个人物，100万不放眼里。知道现在这个社会赚钱有多难吗，有谁敢说不在乎钱？”

“我就是不随便，才要追秀秀姐。真随便，就会找你们所谓漂亮的、身材好的。二婚女人怎么了？只要我是我爱的人，管她二婚三婚四婚，最后跟我结婚就是圆满。”

小琦爸爸下不来台，试着自己先冷静，转而和我说话，“我年轻时亦如此，入社会方知艰难。他终究会长成我这样的大人，到时悔之晚矣，奈何时光一去不回头。”

小琦知晓这番话是讲给他听的，“恕我不苟同，你们年轻过，没把握好时光，就要我直接步入中年，死气沉沉，以为我也把握不好。年轻就该光芒万丈地去逐梦。”

拆迁工作已接近尾声，小琦是导村除了吴丽以外的唯一光棍，其他人下至20岁，上至93岁，全部脱单，若非拆迁，恐怕看不到这样的奇迹。

小琦说，即便被人嘲笑自己也无怨无悔，“拿100万来说事也行，我放弃它，是为了等一个人，就站在她看得到的地方。拿了钱缩在龟壳里睡大觉，偶尔伸出脑袋守株待兔不叫等。”

我不愿再想小琦是否是意气用事。他和吴丽一样，一个在等，一个在守，都是坚信内心，都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此时，年轻和衰老一样有力量，都感染着我。

6

吴丽的案子，是师父亲自做了一些前期工作，再交由我一个人去办理的。“你不要怕，吴丽她也不怕，你们彼此担待。”听了吴丽的事情以后，我被感动了，能接到她的案子，与有荣焉。

那时候，只要厂房少了一块砖，吴丽就会亲自操起砖刀去修补，“他盖的房子，我来守。念想经不起拆的，在他们看来是摧枯拉朽，却是在我的心尖上钉钉子，千疮百孔的。”

有天，吴丽出门办事，村里突然停电。等她回到家，厂房差不多毁掉了1/3。吴丽没有报警，一气之下，请了施工队，不但将原来的厂房修复了，还在别的空地上盖了一个小房子，“不为什么，就是觉得有些人太过分了，我要做出回击。”

最终拆迁队的人选择了妥协，他们确实没有权力批地，只承诺额外给予一定的搬迁补贴，让吴丽自己去租赁土地，至于费用可以按实际成本估个价，“不为别的，就因你这份对亡夫的感情，都足以令我们肃然起敬，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一定解决”。

吴丽见来人态度诚恳，让他们给地皮是气话，她只是舍不得这里的一草一木，真到了要搬的时候，也是孤掌难鸣，“你们给我加40万的搬迁费，不然别想动工。”

拆迁队的人说自己一个人做不了主，得回去和负责人商量一下。一周后，口头回复说：“经研究决定，我们同意你的诉求，不过不能以搬迁费来给，怕其他人效仿。后来你不是还盖了个小房子吗？我们会按你的要求先打20万块钱到你账户。”

吴丽同意了，拆迁队的人带来了拆迁协议。见对方爽快麻利，吴丽粗略看了一下便签了字。几天后，她收到20万的拆迁款，那时候，其他拆迁户的相关数据还未公示。

收到钱的吴丽彻夜未眠，“搬厂房不现实的，真是不想走，去哪都是一个人，心灰意懒了。听说他们要将这里全部铲平，心里便总是空落落的。”

正当她将家里一切收拾妥当，准备随时告别时，一辆警车停在了院门口——吴丽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了。当我作为律师介入时，她已被羁押了27天，期间检察院第一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我申请对吴丽变更强制措施被拒绝，警方继续提审。《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2千元至5千元以上即为“数额较大”，3万至10万以上为“数额巨大”，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的，被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如果吴丽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即属“数额巨大”，量刑基本上是在3年以上10年以下。

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条件，行为人必须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勒索财物，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并使得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我认为吴丽没有构成敲诈勒索罪，她虽修建违章建筑，却不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属情绪上的发泄，而且认定其为违章建筑的话，可以由相关部门出面，依法强制拆除，作出处罚。拆迁方所提供的敲诈勒索的证据不过是一段不完整的录音——“给我加40万的搬迁费，不然别想动工。”——这也是吴丽出于对个人财产的保护。

我从吴丽口中了解到，当初签协议时，相关人员没有进屋，选在院子外面的石凳上。恰好之前吴丽在石凳旁的树上装了摄像头，“还真不是为了防他们，是想着说不定哪天能看到他魂魄归来，照常坐在石凳上抽烟喝茶，或摇着蒲扇，什么都不干。”

监控视频显示，协议是由拆迁部的工作人员主动从包里拿出来的，虽然吴丽没有法律意识，只签了字，没有留底，视频却显示她和工作人员亲切地握了手。

我向检察院递交了含以上内容的法律意见书，很快吴丽被取保候审，检察院第二次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后来检察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不予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