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召开的上海“两会”宣布，今年全市将在去年“拆违”6000万平方米的基础上，再拆除5000万平方米的违建。而北京最新公布的官方数据也显示，今年前5个月，该市拆除“违建”超过2000万平方米，这是其全年“任务量”的一半。近年来，对于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来说，城市管理和规划的首要命题似乎就是清理城市低端服务业和看上去“脏乱差”的市场。这样的清理行为，在许多城市规划者甚至于很多市民看来，似乎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题中之意。于是乎，大面积的小商铺、小市场逐渐从街边消失，一座座高档的写字楼、购物中心在官方的规划图上跃然而出，一片片绿地和公园也在高档社区间星罗棋布。 诚然，城市的升级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事情，但借助“行政手段”大面积地强制性拆违，是否合理，依旧值得思量。放在更大层面来考虑，这样的城市升级背后，事实上还指向更大的问题：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到今天，需要怎样的“大城市”？是外表鲜亮，却门槛极高而缺乏包容性的城市，还是那些面貌光怪陆离却敞开胸怀的城市？但无论是城市发展，还是产业升级，让我们来判断个中决策正确与否的，我想仍然应是它们是否符合一般的经济学常识。正如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这所说，依靠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国际上的普遍案例，来重新审视我们当今的“城市发展之道”，才会避免在讨论城市化战略时“纸上谈兵”，也才会避免我们在讨论时陷入“利益之争”。也因此，陆铭的《大国大城》就显得难能可贵：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今天我们城市化进程中的病灶，让我们反思这个过程中内心的那些“自私”和“短视”，更催促我们重新寻找到正确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的意义，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恐怕是毋庸置疑了。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促使规模经济的生发。正如陆铭在《大国大城》的第一章里就写道的，“大国的规模经济对中国来说越来越重要”，这样的规模经济一是可以帮助我们发展诸如大飞机等大型、高端的“战略性产业”，二是帮助我们实现技术创新——只有产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为技术创新提供土壤；第三，则是可以更好地提供公共品服务，例如导航系统、医疗服务等，只有城市达到一定规模，这样的公共品才能拥有足够的市场需求；第四，则是助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教育、文化、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发达，无一不需要依靠规模化的城市经济。也正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城市化战略最重要的命题，就是尽可能地孕育和壮大规模经济，增加都市经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样才能有效地推动宏观转型的成功。正如城市规划学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到，“健康的大城市的功能是混合的，多样性很重要。如果过于单一，社区必然会走向衰败”。遗憾的是，对于规模经济认识的不足，事实上也造成了中国的城市政策一直偏向于控制城市化进程和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殊不知，这种控制其实就是在限制中国超级大都市的产业裂变速度，同时也遏制了促成技术创新的个性化需求的产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近年来在大城市里出现的“网红”经济，一方面是网络时代出现的特别现象，但更重要的是城市人口多样化到一定程度后，个性化经济繁荣的后果。只有市民群体的多样性足够了，各种个性化需求才能形成足够的市场，以吸引商业资本和技术来生产和研发相关的产品，这样才能使城市经济真正形成良性的升级和发展。更重要的是，陆铭还提醒我们注意，城市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除去经济上的效益外，还有助于实现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这一点似乎与我们惯常的认识有所不同。一直以来，我们大多以为，经济过于集中在某些中心城市，会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但陆铭却指出，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恰恰有助于平衡区域发展不均衡，进而实现全社会的公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