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产权房558
1 2019，让脚步更有力量
时间承载着奋进的重量。刚刚走过的2018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亿万中国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在推动国家“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中，镌刻下不朽的奋斗篇章。
新的一年，我们迎来新的历史坐标和奋斗起点。2019年，是历经40载的改革开放再出发元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向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疾驰快进，我们即将书写的未来无比精彩，我们肩负的使命无比神圣。
2018年，“轻舟已过万重山”；2019年，仍有“无限风光在险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挑战，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风险，甚至可能出现部分企业经营情况不善、市场预期不稳、发展信心不足、改革推进不畅等严峻考验。
然而，只要我们脚踩的土地无比坚实，前行的意志足够坚定，奋斗路上的困难终将被克服，前行路上的沟壑终将被跨越。
脚步的力量，源于对前路的瞭望和把握。2019年将面临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但终究是前进路上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从国际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不可逆转，合作共赢更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从国内看，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红利仍然丰厚，产业转型、消费升级的浪潮汹涌而至，全党全国人民求新求变求发展的强烈意志不可阻遏……困难和挑战自然是有的，在2019年甚至会很大，但只要把握大势，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我们就会心中有数，脚下有力。
脚步的力量，源于我国综合国力的跨越。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改革开放40年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万元，造就了一个13亿人口的庞大内需市场，有足够能力抵御风云诡谲的外部环境冲击；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日新月异、新兴产业竞相绽放、高素质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发展条件和物质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脚步的力量，源于深化改革开放的责任和魄力。历经40载披荆斩棘，我国改革开放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大为增强，为未来发展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和规律认知基础；大批着眼长远、谋定未来的制度设计加快系统集成、协同推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加顺畅，改革开放的航船越行越稳。环顾世界，很少有国家能够像当今中国这样以一种说到做到、只争朝夕的方式全面推进改革。前行的力量，仍将孕育在一次次落地见效的改革中，润物无声地激发整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脚步的力量，源于以民为本的不变初衷。个税起征点上调，就业目标提前完成，养老金14年连涨；居住条件改善，户籍管理改革提速，创业门槛越来越低；学前教育发布指导意见，养老机构有了标准规范，抗癌新药纳入医保报销……点滴改善，枝叶关情。从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情做起，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一份份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筑牢了未来发展的民心长城。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以勤劳智慧著称的中国人民，越是面对困难，越能迸发出能量。只要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向着幸福再出发的脚步就不会停歇。
脚步的力量，源于党的强大执政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2018年以来，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宏观调控目标较好完成。当前，我国消费升级方兴未艾、区域协调动力增强、社会活力不断释放，充分证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彰显了我们党在复杂多变的局面下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不断创造更大奇迹的能力。
2019年，会有风和日丽，也会有暴风骤雨；会有水到渠成，也会有步履艰难。但没有改变的，是我们不曾懈怠、未曾退缩的前进决心和脚下力量。正是这无处不在的奋进力量，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砥砺前行的强劲动能。
半月讲解
2 2019年深化改革有哪些新动向？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随后进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对2019年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具体部署，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哪些改革新动向？半月谈记者就此进行了梳理。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从根本上说，这“八字方针”强调的是要深度推进市场化，让市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发挥作用，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
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今后农村改革的主线依然是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说，土地制度既关系到农业生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也关系到农民进城、工商资本下乡，还关系到农村金融，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农村各方面改革的“牛鼻子”。
加快国资国企改革，破除民企发展障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国资国企改革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均做出了具体部署。国资国企改革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改组成立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组建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推动中国铁路总公司股份制改造。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随后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从打造公平便捷营商环境，更大力度减税降费、改进融资服务，维护合法权益等三个方面加力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在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迫切需要解决的背景下，金融体制改革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中央提出，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要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强化监管和服务能力。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要针对市场呼声和难点痛点，持续深化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2018年12月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企业银行账户开户许可，压缩商标专利审查周期，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市场监管。此后一天，《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正式公布，这标志着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清单之外所有市场主体“非禁即入”。
落实好个税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落实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对税务机关、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人来讲，专项附加扣除都是新事物。新法新规实施后，尽早出台相关操作文件、全面开展政策培训，梳理扣除流程让纳税人“少跑路”……政策越细致、考虑越周全，后期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越少。
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加快省级统筹的基础上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把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要继续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半月调查
3 债务缠身 命悬一线 断贷抽贷重击部分农业龙头企业
2018年以来，农业大省河南的部分农业龙头企业陷入高负债、高杠杆的“漩涡”，引发各方强烈关注。一方面，困难企业纷纷开展自救探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在采取包括成立纾困基金在内的多项措施进行帮扶，以期帮助企业走出困境、稳定生产，进而实现转型升级。
多家龙头企业停产、半停产
“一天晚上，我去公司设在淇县的一家养鸡场巡查，只见鸡场一片漆黑。那个场长流着泪告诉我说，一开灯鸡就得吃料，这些鸡已9个小时没吃料了。”河南一家大型肉鸡养殖企业的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养殖企业不像工业企业，机器可以一关了之，活物张口就要吃饭，吃饭就得花钱。”该企业是中西部最大的肉鸡养殖企业，2018年8月因债务缠身、流动性枯竭合并破产重整。
种猪是生猪养殖企业的命根子，种猪一没，就意味着企业倒闭。“2018年9月20日起，我们拿不出一分钱买饲料，24万头种猪饿死1万多头，只能靠卖种猪保生存。目前已贱卖种猪近7万头，这意味着2019年将减少100万头以上的生猪出栏。”河南一家上市养猪企业的负责人表示。
河南另一家肉鸡全产业链企业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正常年份该公司年屠宰能力可达7000多万只，但目前肉鸡存栏仅100多万只；由于欠发工资，7000多名员工中离职2000人；30多亿元银行贷款中，部分被转为不良，诉讼案件频发，流动性完全枯竭。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由于产业链长、流动资金需求大，畜牧养殖企业正成为金融去杠杆的重灾区，而一些短产业链农产品加工企业，只要负债高，也难逃一劫。
地处全国优质小麦核心产区新乡市的一家粮油加工企业，依托基地优势，发展成国内重要的专用面粉加工企业，由于债务危机，目前半停产。许昌两家豆制品加工的外向型龙头企业也因没有流动资金，处于停产状态。
遭遇流动性危机后，受困企业采取了多种方式展开自救。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介入帮扶。可多位企业负责人亦表示，虽然当地政府援助了部分资金，但仍是杯水车薪。
转型升级遭遇去杠杆，资金链“闪崩”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重资产、高负债、铺摊子是河南农业龙头企业长期依赖的运转模式。近年来，随着消费市场的变化，规模扩张之路越走越窄，企业纷纷转型升级。为求闯关成功，一些企业不惜放大杠杆提高负债，而这一转型升级进程又与金融去杠杆过程强烈对撞，导致企业资金链“闪崩”。
虽然实际负债率达80%以上，但2018年之前，河南一家创立于1988年的食品龙头企业一直是银行眼里的“优等生”，因为该企业创立以来没欠过银行一分息。但2017年5月起，因一家主要贷款银行推迟授信5个月，间接引发了该企业的资金链危机。
该企业负责人说，推迟授信的消息一传出，其他贷款金融机构有的缓贷、有的停贷、有的抽贷，出现墙倒众人推局面。
另一家创立37年的蛋鸡养殖企业，蛋鸡规模居全国五强，“无抗（生素）蛋”产量全国第一，每斤市场售价10元。2017年下半年，银行仅抽贷6000万元，就导致这家总资产14亿元的企业资金链崩溃。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企业负责人说，从标准化饲养到“无抗蛋”再到“绿色蛋”，产品每提高一个层次，企业投入就不低于2亿元。10多年来，我们都在“借债—升级—再借债—再升级”的循环中转圈，如今资金“过桥费”就达3000多万元，最终是一流产品生产出来了，企业也资不抵债了。
创设一种能抵御“猪周期”波动的产业模式，是河南一家生猪养殖企业创立20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该公司上市后，推出“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旨在让农民合作社和农民借助企业在管理、技术、融资等方面的优势参与到公司的标准化养殖环节，以达到既规避散户养殖风险又能参与分红的富民目标。
为了迅速将产能由260万头提高到1000万头，该公司不仅押上全部自有资金，还利用各种金融手段融资。2018年6月13日，该公司披露股票质押风险并被自媒体曝出财务问题后，第二天便遭遇50多家金融机构上门讨债，两周之内被抽贷12.5亿元，前后10个月累计被抽贷达到32亿元。
金融机构和农业企业“死扣”何解
一些专家指出，河南的规模化农业龙头企业，都是经历波折，从泥土中顽强生长起来的产业大树，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标准，拥有先进产能，是河南改革开放40年的宝贵成果，应采取救助措施，因企施策分类纾困，促其重生。
鹤壁市农业局总农艺师朱志清说，与国外农业企业不同，中国农业龙头企业背后都拖着一根长长的尾巴。通过多年探索的利益分配模式，龙头企业将成千上万分散的农户融入产业链体系中，不仅要把产业风险背在身上，还得用加工链中取得的微薄利润补贴农户。
一些农业企业经营者反映，农业企业为何重资产高负债？除了组织形式上先天不足，还缺少土地等资产性升值收入积累。一名企业家说，我们建的鸡舍每一次升级都得“换地清零”，而我们生产用地又都是租农户的；工业企业不一样，能吃到土地升值红利。
另一名养猪企业负责人说，养猪是拿不到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但猪不能养到天上去，一头母猪需要2万元固定资产投资，他们只能短贷长用。按理说，猪企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周期应在五六年，但现在都是一年一贷，形势不好银行一抽贷，就大面积形成“半拉子”工程。
河南省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周健说，当前金融机构和农业龙头企业关系形成了“死扣”。一方面，企业急需流动性注入；另一方面，由于贷款产生大量呆坏账，金融机构不敢新增贷款。要打破僵局，当务之急须先从规则上明确债务权责关系，打消金融机构顾虑，推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金融困局同样引发企业负责人反思。“经历这次困难，企业管理者应通过优化内部治理加强危机防范和应对。”河南一家大型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说，农业产业化升级具有特殊性，可以减速换发动机但不能停车换发动机，不停车资金支持就不能停。当前最需要包容农业特点的金融政策和懂农业的金融家，否则农业企业和金融机构到最后只会两败俱伤。
半月世界
4 “美国优先”下的全球贸易体系变局
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美国优先”，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政策轨道上越走越远，退出一系列美国参与的国际多边组织和协定，同时向世界各国挥舞贸易霸凌的大棒，不仅为艰难复苏的世界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也使得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危机。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的对外贸易逻辑？全球贸易体系因此受到怎样的影响？
美政府的贸易政策逻辑
冷战结束后，在技术变革和跨国资本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融入到这一宏大进程中。由于掌控国际规则特权和舆论话语优势，美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良多。然而，美国国内的社会裂痕也在这一过程中加剧。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集团、苹果为首的高科技企业在不断开拓的全球市场中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凭借强大的财力主导传统媒体，左右政治议程，影响政治精英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而使得自己的政治诉求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回应和满足。
反观以白人蓝领工人为主的美国中下阶层，他们的生活变得艰难。一方面，美国大量制造业在经济理性的驱使下外迁，导致其创新能力难以全部转化成推动内部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新兴国家通过扩大开放加入到全球市场中，凭借低成本优势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稳步上升。产业转移和国际竞争的双重压力使得美国不少工厂濒临倒闭，对蓝领工人的就业构成强烈冲击。此外，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中下层白人生存状况的恶化。
境遇恶化加剧了美国白人中下层内心的不安全感，导致了普遍的政治愤怒。他们中的大多数把国家治理的问题归咎于传统建制派精英的无能，把社会犯罪的增多归咎于世界人口的自由流动，把自身生活水平的下降归咎于全球自由贸易的冲击，形成了反精英、反移民、反自由贸易的民粹主义思潮。
这一社会思潮最终借助政治选举得以表达出来，为特朗普的崛起提供了条件。而特朗普远离华盛顿政治圈的身份背景、简单直率的政治风格，使其与美国中下层白人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一方面对“政治正确”原则大加批判，另一方面在就业、移民、社会平权等方面坚持保守主义立场，得到白人中下层和文化保守派的坚定支持，成功完成政治逆袭。
正式执政以来，特朗普坚定兑现竞选承诺，出台了一系列具有争议性的内政外交政策。就对外贸易而言，特朗普政府不考虑美国出现贸易逆差复杂的历史经纬，简单地将贸易逆差理解为美国“吃亏”，进而根据其国内法单方面在世界挑起贸易战。作为精明的商人，特朗普当然知道贸易战对美国的不利影响，但他更清楚在缺乏传统政治力量支持的情况下迎合支持者、巩固自己的基本盘的重要性。在不久前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尽管在众议院的大权旁落，但继续掌控参议院并将优势进一步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对外贸易行为有其深刻的国内根源。
加剧全球自由贸易危机
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不仅旨在缓解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更重要的目的在于主导构建新的体现“美国优先”原则的全球贸易体系。
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就认为全球贸易体系对自己不公平，认为新兴国家利用低成本优势和发展中国家身份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此，奥巴马政府发起并主导了多个方向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准备在WTO的多边框架以外构筑新的国际经贸规则。
美国和亚太国家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欧洲之间围绕《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展开谈判，此外，美国等发达国家还发起了《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的谈判，希望推动全球服务贸易的自由化。TPP、TTIP、TISA构成了奥巴马政府在国际经贸领域的3T战略，意图重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确保美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竞争优势和话语权。
然而，特朗普政府对多边主义兴趣索然。在他看来，多边谈判旷日持久，难以在短期内最大限度迫使竞争对手让步，因而主张通过双边谈判来变革国际多边体系。特朗普正式执政的第三天就宣布退出TPP，TTIP和TISA因美欧分歧也遭到杯葛。
在推翻奥巴马的政策遗产之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着手与众盟友进行双边谈判。在美国的施压下，韩国、墨西哥、加拿大已先后妥协，与美国达成了新版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新版的美加墨贸易协定设置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毒丸条款。下一步，美国若效仿此法，将这一条款用于与日本、欧盟、英国等的贸易协定谈判中，这势必会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此外，在今年的G7峰会期间，美日欧还抛出了建立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三零方案，向构建排他性的发达国家俱乐部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奥巴马政府的3T战略到特朗普政府的双边谈判策略，美国正一步步瓦解WTO的国际权威，全球贸易体系面临危机。一方面，WTO的改革陷入停滞状态。WTO的主要职能是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组织全球开放市场谈判、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美国一直阻止WTO上诉法官的遴选和任命，WTO争端解决机制也处于事实上的停摆状态。
另一方面，在WTO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各种类型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方兴未艾。然而，当前发达国家主导的大部分区域合作都是对内开放、对外封闭。成员之间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了相互间贸易、投资、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但对区域外国家和企业则设置了极高的门槛，带有明显的歧视性和排他性。经济治理规则的碎片化使得不同经济体之间竞争有余、整合不足，阻碍了国际市场的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
在全球贸易体系重构的当下，中国需要高度重视这一轮全球贸易体系大变局带来的深远影响，通过推进改革开放和加强外交运筹的两手来应对危机，实现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同时，要积极推动WTO的改革。WTO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贸易体系的未来走向，中国要坚定维护WTO的权威性，支持以协商一致、互惠互利为基本原则，以兼顾公平与差别、开放与自主为目标方向的世贸组织改革，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好桥梁角色，努力凝聚起推动WTO改革的国际共识。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给“微权力”运行立“真规矩”——重庆大足公开涉权事项防止优亲厚友
小到盖个章要收20元好处费，大到有些村干部一家6口违规享受扶贫补助，有个别基层干部，甚至把手伸向老百姓的救命钱、养老钱……群众对这些“身边的腐败”可谓切齿痛恨。
基层党员干部“微权力”量大面广，如何才能纳入制度的笼子？重庆大足区将党员干部亲属涉权事项等情况公开，通过比对、核查，前移监督关口，让以权谋私、优亲厚友等违规违纪问题难以遁形，基层“微权力”运行有了“真规矩”。
给“微权力”戴上“紧箍咒”
大足区纪委书记朱福荣告诉半月谈记者，区纪委2016年底开展专题调研发现，一些基层干部以权谋私、优亲厚友的问题突出。每年近一半的民生类案件都指向基层“微腐败”问题。
“有的党员干部伪造、虚报资料，以获取政策支持、资金补助；有的将项目、帮扶资金提前告知亲友、延后向社会公开，以便于亲友获取；有的明目张胆，将工程项目交到亲戚朋友的手上；还有村民担心自己本该享受的惠民政策被取消，不得不‘巴结’村干部……”朱福荣说，“微腐败”可能造成大祸害，既让群众怨气大，也破坏了基层党风政风。
预防“微腐败”，首在规范“微权力”。2017年以来，大足区以解决优亲厚友、以权谋私为重点，建立党员干部亲属涉权事项公开制度，按照报告、比对、核查、公示、说明、监督执纪等程序予以监督。
具体来说，全区有民生资金和项目审批权限的31个区级部门、27个镇街、309个村（社区）7300多名党员干部要报告亲属关系和亲属涉权事项。党员干部本人及亲属享受补助、救济等惠民资金或承接建设项目等情况要申报、公开。
同时，建立党员干部亲属关系数据库。在审批惠民资金和建设项目时，将资金（项目）受益人信息数据与数据库资料进行比对，完成合规性核查。
“没有经过比对、核查、公示的惠民资金和项目，不得审批或实施。”大足区纪委副书记谢国超说，区级以下纪检监察组织，对涉权事项按不低于30%的比例进行随机抽查，区纪委按不低于10％的比例抽查。一旦发现问题，严肃问责。
“涉权事项公开，接受组织、群众监督，就是要扭转过去‘重事后惩处、轻事前预防’的现象，以公开促规范，给‘微权力’戴上‘紧箍咒’，让优亲厚友无处遁形。”大足区委书记章勇武语气坚定。
让“群众明白、干部清白”
“区农委科长唐全仲的哥哥唐全孟，享受贫困户节日慰问40元……”大足区农委定期公示享受涉权事项的农委干部亲属，接受“阳光监督”。
“我们做到‘两公示’，一是在党员干部所在单位进行公示，二是在亲属享受资金或项目实施所在村或社区公示。”大足区农委主任梁克成向半月谈记者介绍道。
“公开是为了监督，起到震慑作用。”谢国超说，党员干部亲属涉权事项公开以来，确有人在申报、比对环节被查出问题线索。珠溪镇一名村党支部书记将自己的哥哥、儿子、姻亲等3户人申报为建卡贫困户，区农委比对、核查后，发现这3户都不具备建卡贫困户条件，认定其违规获得扶贫款4000多元。这名干部因此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还有人在信息公示环节被群众举报。大足区两名基层干部利用职权，违规为亲属揽到21口山坪塘整治工程，核实后遭党纪处分。
涉权事项公开以来，大足区共比对惠民资金（项目）2385项，涉及金额32亿元，取消不符合条件的低保、扶贫、困难群众慰问救助等对象700多人次，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3人，移送司法机关1人。
对许多清清白白的党员干部而言，公开制度不仅是红线，更是“安全帽”，帮他们卸下了包袱。龙水镇桥亭村支部书记杨进德的儿子因车祸死亡，儿媳改嫁，留下两个年幼的梁子。2015年杨进德按照程序为两个梁子申报了低保。
“有的群众一直不理解，认为我是村支书，梁子才能吃低保。”杨进德说，涉权事项公开后，他如实向组织报告了情况，并把梁子吃低保的原因、标准张榜公示，群众看得清清楚楚，误解自然也就消除了。
“既要管人，也要管事”
在大足区试点基础上，从2018年5月开始，重庆市全面推开党员干部亲属涉权事项公开制度，已比对涉权事项20多万条，4000多人主动向组织说明情况。
“既要管人，也要管事。”涉权事项公开，既对党员干部形成警示、教育作用，也能发现相关政策漏洞，推动制度调整完善。
张安磊是大足区在涉权事项公开后挖出的一个典型“蝇贪”。不到两年时间里，作为龙水镇社会事务办副主任，他刻意编造虚假惠民政策，骗取国家低保资金90多万元，被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案件暴露出基层民政部门不少政策漏洞。一是有政策不执行。低保资格审查，文件要求每个乡镇至少落实2～3人经办，但张安磊却一人包办低保审核所有程序，相关规定要求形同虚设。二是政策执行打折扣。张安磊提供的30户低保户名单，有些申报资料不完整、流程不严谨，却还能“吃低保”，足见区级部门审批把关不严，监管失灵。
“针对这些问题，根据涉权事项‘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问责到人头，同时督促区级、镇街民政部门举一反三，立查立改，将相关制度漏洞赶紧补齐。”谢国超强调。
“涉权事项公开，既形成了高压震慑，让党员干部‘不敢腐’，又用制度规范干部履职行为，促使党员干部‘不能腐’。”朱福荣说。
6 车改在基层：“不适感”如何调适
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是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遏制“车轮上腐败”的重要举措。半月谈记者近期在贵州、云南等地调研了解到，公车改革在具体落地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适感”，出行不方便、补贴报销难、分配不公平等问题在基层表现突出。
车少了下乡多了，车补不够油费
“车改最大的好处是节约了开支，老百姓也觉得风气正了。”贵州省某县一位车改办负责人表示，以前是车子跟着领导走，现在只能用在正道上，都设了编号。
据介绍，现在该县保留车辆共计332辆，较改革前572辆减少了240辆，经测算，每年公务交通支出节约了三四百万元。“以前是一个人坐车、一件事情就跑一趟，现在是拼车，凑起来只要不耽误事情就行。”
不过，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随着公车减少，一些偏远地区如何保障出行成了问题。“除了去县里开会，基本都在下村，危改、组组通等各项工作都要去督促，而且每天乡里都有一半的人要下去。”贵州省某贫困乡组织委员说，车改后乡里只有3台车了，有的车龄快10年，车况很不好。
于是，，使用私车成为普遍现象。该乡距县城68公里，约一个半小时车程。“一个星期去县里至少两三趟，多的时候天天跑，有高速也不敢走，过路费太高。”这名组织委员说，除了进城，下村开私家车转两三个村，就要百把块钱的油费，这些都是自己贴的。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私车公用现象的增多，潜藏着多种风险。“安全问题是最头疼的，特别是抗凝冻的时候。”这名组织委员说，平时有些职工没有车都是搭车，万一出问题，还真不知道怎么处理。
“驻村队员很多都是自己开车下去，油费也是自己承担。”云南省某深度贫困县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因边远地区道路复杂，车况、驾驶技术参差不齐，他已遭遇几次车祸。“幸好是对方车辆责任，而且单位领导比较好，积极协调处理后续问题，不然麻烦就大了。”
此外，一些地方出现了私车公养的新动向。“现在公车减少了，工作量却在增加。而一些事业单位车补还没有到位，有些人就有怨言，认为想办法报销一点油费理所当然。”贵州省一位县纪委负责人说。
据了解，一些因私车公养被处分的党员干部事后自我剖析称，没有公车坐了，只能用私家车办公事，存在补偿心理，所以利用工作便利换取补贴。
分配不平衡带来心理落差
半月谈记者调研中了解到，一些干部反映公车改革在基层存在党政机关与事业单位、上级与下级不平衡现象。同时，车补由于是乡镇自己解决，有财力就发，没钱就不发。
“全乡总共有百把个人，但拿车补的就是30个人左右，车补最高700元，最少400多元。”西部一位乡镇干部说，目前领取车补的主要是公务员。
“越往上，干部的车补越多，下乡的基层工作人员反而越少”“到上面开会学习相对还好，如果下村基本没什么补助”……调研中，不少干部向半月谈记者表示。
“改革不同步，县级机关和市级不一样，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不一样。”贵州省某县车改办负责人说，在基层尤其是乡镇一级，不少挑大梁、做事儿的是事业编人员，却基本没有车补，这相对不公平。
“公车改革政策还是缺乏调研，县级交通发达了搞车改比较容易，但在山区，大多数乡镇的客车很少，过点就没有了，去了不一定回得来。”这名负责人表示，车改需要因地制宜。
“全镇100多号人只有2台公车，领车补的只有20多个公务员。”贵州省某镇党委书记说。后来，镇里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租了5台共享汽车供职工使用，按年度结算。半月谈记者看到，在镇政府院内修了一排充电桩，不时有工作人员驾驶着共享新能源汽车出去或回来。
同时，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由于过去管理上的疏漏，在一些乡镇，公车没有登记在政府公共账户名下，而是登记在私人名下，车改后需要全部交出去，留下的多是一些年限较长的老旧车辆，安全等隐患较高。
基层很少能换新车。“虽然有2个车的编制，但是另一辆车一直没有钱买。”“虽然濒临报废，但不能把它报废，因为害怕报废了就没有指标了。”不少基层干部这样解释其中的原因。
严管之外，改革还需细化完善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公车改革后，如何通过精细化管理提高公车使用效率，最大限度方便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用车需求，已成为多地政府部门思考和探索的主要课题。
西部某市级单位的工作人员告诉半月谈记者，基本上只有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在平台上叫车，一些委办局单位只能去市场上租用车辆，但各个单位用车量集中的时候，市场用车公司都无法排班，司机都不够用。
贵州某县建立了一个调度平台，把全县公车集中起来，进行统一调配，尽量把闲置车辆调动起来。“目前还是人工调配，尽量偏向基层。”该县车改办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会运用大数据技术调配车辆，平台电脑能显示应该哪台车执行任务、行车路线等情况。
一些乡镇干部还反映，在平台上申请用车以及在社会上租车，程序多，手续很麻烦，而且不能随叫随走，有些还不能提供正规的发票，极大影响了他们使用的积极性。
对此，2018年7月，财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车改革财政配套制度的通知》，要求各地财政部门研究做好差旅费等现行制度与公车改革制度的衔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制定相关配套制度。
“建议对地域广、人员多的乡镇多给一些指标。”一些基层干部提出，可分梯级来开展公车改革，并选取一些试点，按照有利于工作开展、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原则，因地制宜出台相关配套制度。
还要简化购买社会服务流程，培育更多有资质的平台，以发挥市场合理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降低运行成本，创新车辆提供方式，稳步推进公车改革。
当然，提高基层干部干事的便利度的同时，也不能弱化监管。贵州省某县一位经济体制改革科负责人建议，车改后还是要加强监管，杜绝公车私用、私车公养。
一些纪检机关工作人员也提出，解决私车公养问题要融入到公车改革的大盘子中，加大对各单位财务收支的管理力度，公务出行、维修、保养等必须做好详细登记，车辆费用的报销发票一律严格管理和审计。
教育改革进行时
7 孩子快上大学了，小学还没建成：受教育权怎沦为“经营城市”棋子
孩子都要上大学了，学校还没建成；建学校6年难产，建虾城15天速成；买了学区房却遭遇学位不足，摇号分班一摇就是几年……近年来，出让土地时要求开发商在新建的小区配套建设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建成后再移交给当地政府的做法比较通行，但也带来应建未建、进度拖沓、面积缩水等一系列恶果。
群众质疑，学校的设置出发点到底是什么？是为了响应群众呼声满足需求？还是为了土地财政转嫁给资本做配套？
孩子都要上大学了，学校还没建成？
南京市江滨某高端楼盘的业主王女士吐槽“最近几年很糟心”。原来，她在2005年左右买了一套“升值潜力很大”的学区房，该小区号称不仅要配套九年一贯制中小学，而且是非常抢手的名校。然而，王女士翘首以盼，盼到2018年初，学校却连地基都还没打。
“有业主等到心灰意冷，置换了其他板块的房子，还有的舍近求远上了其他学校，在等待中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是不是要等到小孩都要上大学了，小学才能招生？”王女士说。
公办名校的稀缺资源，就近入学的政策保障，是不少楼盘销售的最大卖点之一。南京这家楼盘的开发商在2003年通过招拍挂获得该地块，地块出让条件及规划条件中明确了需要配建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并要求同步建设，同步竣工。对于延期开工，开发商给出的理由是“因钉子户导致拆迁问题迟迟无法解决”。
忍无可忍的业主们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维权行动，最终在市区政府介入后，迟到十几年的学校终于开工。“在学校正式招生之前，我们依然不能松懈。” 王女士说。
武汉市民吴女士也在买学区房的过程中被忽悠了一把。2017年，武汉一家楼盘开盘时承诺该小区配建一所重点小学，她为此花300万元购买了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价格比周边楼盘高出一大截。可买完之后才从教育部门得知：并未向开发商承诺配建所谓重点小学。
吴女士不解地说：“当初买房时，这个楼盘就声称具有交通发达、购物便利、教育资源优良等一系列优势，宣传册明确说‘已与重点小学、幼儿园达成入驻意向’，官网甚至明确点出了该重点小学的名字。怎么扭头就不认了呢？”
应建未建、进度拖沓、面积缩水
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到，出让土地时要求开发商在新建小区配套建设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建成后再移交当地政府的做法已十分普遍。而代建制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是因为政府、房产商和学校都能从中获益。
政府既能够不花钱或少花钱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又能够提升出让土地的价值，可谓一举两得。其流程大致相同：政府委托开发商代建学校，完成后交付教委，由教委协调教育强区的名校分校入驻。
对于承担代建责任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也不吃亏。一方面，开发商在地块招拍挂阶段能够享受一定的优惠；另一方面，在销售阶段可以免费用“什么档次小区配什么档次学校”的噱头打广告。利益驱动之下，越来越多的开发商看到这一增加销量、提升价格的“招数”，纷纷与知名小学合作建设分校。热火朝天的“联合共建”背后，捆绑的是商家的经济利益。
学校也不会平白无故“赔本赚吆喝”。一是能赚取不菲的“冠名费”。武汉洪山区教育局负责人透露，在自己的楼盘里配置金色城市小学，开发商每年要支付给华中师大附小两三百万元。二是名校自身有扩容需求。武汉一位资深小学教师说，多数中小学都位于中心城区，由于历史原因，校区面积狭小，特别是知名学校更面临此类困扰。地产业内人士称，房地产开发商引入名校资源，通行的办法是捐校舍。
然而，在这种“多赢”的模式之下，配套学校位置差、面积小、质量低、应建未建、建成不移交的问题屡见不鲜，群众成为唯一的利益受损方。
“新区生源数超过学校办学容量的问题，近几年这样的事件还少吗？”江苏省公务员梁先生反映，他所居住的新城区虽然新建校舍进度正常，但由于规划前没有认真测算和考量，没有充分考虑到新城区新建小区的新生儿远远要比老城区的多得多，暴涨的“学生潮”与匮乏的“教育资源”之间矛盾爆发。
“家门口的学校上不了还得摇号，摇不上就只能去远处的中学上课。我就想问问，学校的设置出发点到底是什么？是为满足孩子就近入学需求，还是为土地财政而将政府义务甩给资本？”梁先生说。
受教育权不应成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五条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的数量和分布状况等因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调整学校设置规划。新建居民区需要设置学校的，应当与居民区的建设同步进行。”
半月谈记者查阅多地中小学幼儿园用地规划保护条例发现，相关规定大多明确要求配套建设的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和开发建设首期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法律是刚性的，为何操作起来却变得如此有“弹性”？
有关专家指出，资本攻城略地的背后，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撤退。配建学校和配建保障房一个道理，应属政府责任，如果将此作为开发商拿地的一项必备条件，势必会掺杂各种利益考虑，变得不再单纯，学生的利益往往因此受损。
“几年前我碰到一个案例，一个坐拥4万多居民、160名适龄儿童的小区，其地块建学校6年难产，孩子们只能舍近求远去上学，我一看规划用地旁边，一个大排档虾城用了短短15天就建起来了。”武汉洪山区一位教育部门督察员感慨。
“表面看政府无责，是开发商的责任，但根本上是义务转嫁后的缺位。”南京大学华智研究中心副主任姚远表示，教育资源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资源不应成为交易筹码或棋子，落子与撤子受资本、受土地财政的牵制。无论公办还是民办，城市还是乡村，学校建设都必须要坚持基础性、公共性、公益性的原则。
专家认为，应尽快转变目前住宅区配套教育设施由开发单位代建而后续监管乏力的问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先佐认为，规划部门应在审批阶段严格把关，对于建设小学幼儿园规模偏小的楼盘，必须要求开发商建设相应体量的学校，对已有规划拒不执行或者拖延的，必须拿出有效的手段予以约束。同时，相关部门还应当抑制中小学与房企合作开设分校的冲动，对社会办学规模、教学管理等进行监督。
时政·财经
8 一家民营企业的“生死时刻”
头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桂冠，创业初期具有民营企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在市场跌宕起伏的风浪中颠簸前行，承受着银行抽贷、环保“一刀切”带来的企业濒临倒闭压力，依然坚信只要内外兼修，企业终会迎来春天……青海恩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长、发展的曲折经历，是当前不少中小民企发展环境和现状的缩影，从中或可一探民企的脱困路径。
荣誉背后的苦衷
对一家中小民营企业而言，能够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这样的荣誉，应该是一件值得骄傲开心的事。但是，青海恩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振荣自上台领奖的那一刻起，总觉得忐忑不安。
“到北京领奖前，心情很复杂；站在领奖台上，心里五味杂陈；领完奖后，忧虑得整夜睡不着。”梁振荣说，“要是企业撑不下去了，不光对不住跟了我多年的公司职工，也辜负了政府给我的这一荣誉啊。”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平安区富硒土壤资源丰富。2009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梁振荣瞄准这片富硒土地，在当地投资近亿元建厂，开发富硒农产品。
基于5年多时间自主研发的10多项专利技术，2015年，梁振荣在乐都区扶贫产业园注册成立青海恩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始踏入富硒农产品深加工领域。同时，依托当地盛产紫皮大蒜的优势，公司于2015年在乐都区建成年产1000吨富硒大蒜系列产品生产线和富硒马铃薯、富硒杂粮深加工基地。
为保证原料供给，公司与种蒜农户签订订单协议，免费为贫困户提供种子和技术培训，直接带动了周边3800多人脱贫。半月谈记者了解到，通过梁振荣公司的保底订单收购，乐都区蒜农的收入从2013年的每亩3500元增加到2017年的1.2万元。公司发展最好的时候，还吸收了89名贫困户就业，每人年收入超3万元。为此，2018年10月，梁振荣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
然而，梁振荣坦言，在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背景下，受企业错估市场需求、未能及时调整富硒产品结构等因素影响，滞销富硒农产品产值高达6000万元，加之融资难等问题日益突出，到2018年下半年，企业经营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内外利空因素叠加
在市场上摸爬滚打了十几年，梁振荣对企业自身发展中存在的困难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在经济大环境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导致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
从企业自身来看，经营比较粗放，先前热衷于铺摊子、上规模，加上管理模式滞后，导致压力重重。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梁振荣告诉半月谈记者，在企业初创期间，凭借一股“钻牛角尖”的韧劲和市场判断力，依靠技术创新和特色资源优势，企业得以立足、起步。为了攻克富硒农产品技术和质量标准难题，他的公司在2010年至2014年间，每年拿出600万元用于研发，取得了多项专利成果。
“公司被青海省评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创新型企业。”梁振荣说，恩露公司参与制定的《富硒马铃薯》《富硒大蒜》地方标准被原农业部组织的专家评审确定为国家行业标准。凭借这些优势，其公司以“公司+农户+基地+合作社”的形式建成了一万亩绿色食品富硒紫皮大蒜种植基地。
然而，在后期发展过程中，企业对市场估计不足，产品结构不合理、主打产品定价过高，市场销售遇到了瓶颈。
从外部因素来看，2017年以来，银行变相抽贷现象日益突出，点中了企业运转的死穴。据了解，从2017年9月份以来，银行对这个企业实际抽贷资金已超3000万元。为解决临时性资金周转难题，2018年6月以来，公司累计借了近1000万元高利贷，月利息高达三分五，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此外，在环保“一刀切”政策下，2018年6月，公司用于生产和生活取暖的2吨锅炉被环保部门无条件拆除，而天然气设施又没有跟上，生产车间被迫停工。时至今日，乐都地区的气温达零下10摄氏度，但办公楼依然没有暖气。
除此之外，在梁振荣看来，营商环境也不尽如人意。2013年以来，他一直在向青海省有关部门申请办理企业资产确权，但至今没能办下来。“资产没有确权和公证，就不能作为向银行贷款的担保。”梁振荣说，经营好一家企业至少需要数年，但压垮它可能只要几个月。
有信心就有希望
“当前像梁振荣这样的一些民营企业家遇到的困难是现实的，甚至相当严峻，但这些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对此，既要高度重视、直面困难，也要保持定力、精准施策。”青海省工商联副主席冶青云说。
庆幸的是，从中央到地方，针对民营企业纾困解难的政策措施就像一场“及时雨”，给深陷困境的民营企业带来了希望。2018年11月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释放出了中央支持民营企业的明确信号：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一个个实招硬招，让民营企业吃下了定心丸。
“民营企业座谈会传递的精神，像阳光一样照亮了前进的路，只要有了政策的确定性，就会慢慢拾起信心，有信心就有希望。”梁振荣说。
据介绍，针对梁振荣和他的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青海省工商联已经展开调研，并协调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前不久，青海省召开了全省民营企业座谈会，针对像恩露公司这样的民营企业的帮扶政策正在陆续出台。
梁振荣告诉半月谈记者，经与海东信保集团初步商议，该集团将先代偿恩露公司银行贷款1200万元，帮助企业解决燃眉之急，多家银行也先后到公司了解情况，表示将在信贷方面给予帮扶。
梁振荣说，民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政策性帮扶措施为民营企业撑起了信心，打实了底气，但要实现长远发展，还要企业自身持续进行结构调整，练好内功。
“现在民营企业谈得最多的就是信心，最近一系列扶持政策密集出台，就是要让民营企业树起信心，安心谋发展。”冶青云说，有了好政策后，还要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让民营企业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
科技·文化
9 虽痛恨仍照办：农村婚丧陋习何解
“一丧三年紧，一婚穷十年”，在一些农村地区，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令许多家庭不堪重负。河北省邯郸市在6个县区先行试点培树婚丧嫁娶新风，自2017年12月份开展以来成效初显，其得与失给各地开展移风易俗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人人痛恨，却又被裹挟着
“把老人安稳送走、看孩子顺利结婚”是很多农户穷其一生的追求，然而，一些地方的婚丧陋习，却让不少农村家庭陷入困局。
在邯郸市的一些农村，村里的男青年结婚，彩礼钱得20万元左右，有的甚至更多。除了彩礼之外，其他开支名目众多，例如“三金”、见面费、赶集费、媒人费等，合计约5万~13万。以广平县南韩村乡南张村为例，办一桩婚事的花费在50万元左右，是10年前的7倍。
“过去在我们村，没有十几万的彩礼，结婚根本不可能。”2018年七夕节完婚的广平县韩村村民闫靖涛说，相互攀比使金钱在婚姻中的分量越来越重，甚至出现几家男方为争抢女方轮番哄抬彩礼的现象。
丧事大操大办也一度成风。烧纸房子、请歌舞、燃放烟花爆竹……不管生前孝不孝，死后风光走一程。一些村庄的农户互相攀比，谁家有人去世了，如果没请个戏班唱几天，就会被人戳脊梁骨说不孝。
重负之下，苦不堪言。婚丧嫁娶支出已经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人人反对、人人痛恨，却又被裹挟着，只能照办。很多人一辈子的积蓄，几乎全部用在了婚丧嫁娶上。
自治组织引导群众，制度纪律管好干部
为了遏止陋习旧俗，2017年12月，邯郸市出台了专门的实施方案，推出移风易俗工作举措，选取6个工作基础较好的县（区）作为试点先行先试，向婚丧陋习宣战。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都不情愿，只为面子。为此，试点县开展起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充分运用电视台、报纸、微信矩阵、大喇叭、展板、文化墙等群众身边的教育阵地，开展高频次、多渠道的宣传动员。
2018年七夕节，广平县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婚礼，仪式特别设了抵制高价彩礼巡回演讲环节，演讲团成员的演讲不时引发村民热烈掌声。新郎闫靖涛说，他和妻子是“裸婚”，要在过去，女方不要彩礼，会承受很大压力。如今，氛围好了，不要彩礼反而觉得“有面子”。
试点县区全面规范完善了农村红白理事会，理事会将杜绝天价彩礼、婚丧事大操大办作为重点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将标准细化到婚丧喜庆事宜的具体办事流程、办事标准和违反处罚措施。
如果是党员干部，要特别签订《党员干部移风易俗公开承诺书》。“办事宴席不能超过几桌，抽的烟不能高于多少钱，都有明确规定。”肥乡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田宝平说。
一面除陋习，一面倡新风。广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慧芳说：“在全县7个乡镇中，我们计划每个乡镇选1~2个特色村建设集体婚礼场所，目前已经完成了7个。在兰村建设的爱情广场，涵盖了爱情长廊、爱情园等，深受群众喜爱。”
成效初显，但任重道远
邯郸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李彦力介绍，移风易俗活动开展以来，试点县（区）以奢靡浪费为耻、以节俭文明为荣的舆论氛围初步形成。据统计，乡村红白事办理费用场均减少2万元左右，降幅约为50%。效果最显著的魏县东代固乡，白事办理费用由3万多元降到3000多元，大大减轻了农民群众负担。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婚丧嫁娶恶习产生有着深厚的土壤，即便是试点县，推进情况也是参差不齐，移风易俗须久久为功，持续发力。
首先，仍有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必须进一步压实党委、政府的工作责任。李彦力坦言：“部分干部认为移风易俗管的是群众个人私事，人情往来、愿打愿挨，党委、政府强行干涉是‘手伸得太长了’，导致工作中说困难多、想办法少。”
其次，必须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一些干部群众建议，应由红白理事会牵头，民政、宗教等部门参与，形成婚丧嫁娶必找理事会的俗规，综合当地实际收入等情况划定费用底线；纪检部门要严格监督党政干部和公职人员，对违反规定的要给予诫勉约谈；明确移风易俗先进家庭可享受的民政、医疗、保障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同时，还要发挥基层妇联、共青团的作用，积极组织各种相亲活动。
再次，扭转旧观念仍需在宣传上“加马力”。天价彩礼，大操大办，很多农户不愿为之，但为了“脸面”不得不为之。唯有通过大力宣传，大张旗鼓地表扬零彩礼典型、推广集体婚礼、严厉打击婚丧嫁娶反面典型，才能改变群众的“面子观”。
生态·健康
10 乌蒙山区：点“绿”成金致富路
隆冬时节，乌蒙山间寒气逼人。在位于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新化乡化竹煤矿的地质环境综合治理点，一株株小松树上包裹着一层层冰，摇晃一下，冰块脱落，鲜嫩的绿叶便显现出来。望向远处，几只野鸭正在水中畅游，湖光山色，一片悠然。
很难想象，3年前，这里还是地表塌陷、山体开裂、满目疮痍的废弃煤矿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乌蒙山区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理念深入人心，追求“百姓富、生态美”的方针逐渐清晰。得益于自然资源部多项关键扶持政策的落地生效，以及部际联系会议的鼎力推动，片区区域发展与脱贫攻坚齐头并进，乌蒙大地富民兴业的绿意，日益醉人。
地灾治理，荒山的“点绿之术”
“没想到，一块废弃之地能变成这么美丽的公园。”走进化竹煤矿地质环境综合治理点，金沙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熊江屏说。
如今，治理点累计治理面积已达1655亩。工程负责人贵州胜小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工程师戴志东介绍，现在不少煤矿企业转型做起了生态产业，胜小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光是树苗就栽了15万棵，还种植了黑麦草、紫花苜蓿、波斯菊等草种6.9吨。”戴志东指着远处说，瞧那个人工湖，占地127亩，天暖时常有白鹭飞来飞去。
在毕节市织金县珠藏镇先锋村歹阳河畔，青石围栏沿河道筑起，与远处的翠山叠成闲静画图。“这可是新样子哩!之前挖煤的废渣废料到处排，歹阳河都成了臭水沟。”先锋村村支书张习文告诉半月谈记者。
绿色矿山，群众的“脱贫快车”
在乌蒙山区，自然资源部大力支持的绿色矿山建设让这里的群众搭上了“脱贫快车”。
“我们这里引入‘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引导农民到茶场就业，带动增收。”贵州织金县珠藏镇政府工作人员卢宇介绍，在织河煤矿片区两期治理工程带动下，区内已有78户贫困户、367人脱贫。
将生态修复治理项目与产业扶贫统筹结合，是自然资源部“北京的干部”启发山区的新思路。在金沙县新化乡，戴志东告诉半月谈记者，胜小源在治理工程实施过程中，尽最大可能招聘本地的贫困居民。
“我们老百姓是船，企业就是载我们的水。”来自新化乡新龙村一组的杨进波谈起受益的经历满是感激。过去，他为了供养残疾的妹妹和三个娃，常年在外奔波打工。“多亏政府和企业拉了我一把，在这里工作，一个月能挣4000多元。”
地化调查，致富的“神奇助手”
2017年7月，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农交会上，来自乌蒙山区的昭通苹果被农交会组委会授予“2017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称号。专家赞许昭通苹果“成熟早、甜度好、香味浓、口感脆、富含硒”。其中，“富含硒”三个字最让昭通人欣慰。
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云南省昭通市，脱贫攻坚任务繁重。如何找到一条有当地特色、令消费者信服的“消费脱贫”之路？昭通市一直想在区域名产苹果上做文章，但苦于没有破题的思路。
关键时刻，自然资源部主持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给昭通送来了曙光。2013～2015年开展的“云南乌蒙山特色农业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项目，认定昭通苹果属于富硒水果，且产地连片分布，昭通苹果的招牌就此擦亮，“优质优价”不再是梦想。
目前，昭通苹果已成为全市规模最大、发展最快、效益最好和前景广阔的农业农村主导产业。2018年，昭通苹果种植户已达12万户，收入上万元的农户达5万多户，30多万果农在苹果里尝到了脱贫的甜蜜。
增减挂钩，生活的“美妙挪移”
位于乌蒙山腹地的毕节市七星关区，土地石漠化严重，“九山半水半分田”是这里的真实写照。“十三五”期间，该区着手对7208户3.23万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在七星关区柏杨林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半月谈记者看到，小区内一幢幢小洋房鳞次栉比，花草树木掩映其间。“过去进城里看个病，或是买点东西，坐车就要花上3个多小时，太不方便了。”刚搬过来不久的胡雷说，老家的旧房四面环山，与外界隔绝，如同“坐井观天”。
如今，已有4489户2.05万人享受到了“挪”出来的美妙生活。七星关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顾卫华说，待全部搬迁完成后，拆除搬迁户在农村的旧房，复垦土地可达4466亩。“如今，节余指标还能跨省调剂，按照一亩20万元的价格标准，预计能给区里带来6.86亿元的收入。”
民生·社会
11 中年老母：一个“新物种”的诞生
不知从何时起，一个女性群体成了网帖和朋友圈的高频词。她们往往标榜自己“十项全能”，又常常心怀“百般烦恼”；她们每每抱怨“宝宝心里苦”，又频频吐槽“不给力的猪队友”……她们来自不一样的家庭、从事不一样的职业、有着不一样的容貌和爱好，但是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年老母”。
撕扯的焦虑：“咆哮育儿”背后的无奈
前一秒卡通萌宝，后一秒化身喷火霸王龙；前一分钟还默念“亲生的”“要佛系、要有爱”，不一会儿从母慈子孝变成鸡飞狗跳……育儿，是每一个“中年老母”的心头大事；成绩，更是她们的情绪晴雨表。如果说孩子幼儿期还可能依靠祖辈“搭把手”，学龄期则直接进入“拼妈模式”，既有“老母”紧急去做心脏支架的悲剧，也传出过陪读收获教师资格证的“喜讯”。
可怜天下父母心。上海市妇联公布的相关调查报告显示，近九成女性期望孩子至少拥有本科学历，超过1/5希望孩子能读研究生。
点开“义务教育阶段一个老母亲的基本配置”等若干热帖，哪怕你是清华北大甚至常青藤大学毕业，也会顿时陷入本领恐慌。你不仅要身兼做小报、解数学题、英语六级甚至专八等多种技能，还要消息灵通，和各科老师、牛娃妈妈关系密切，更要具备365天跟在不省心的自家娃身后不停叮嘱、催促、监督的强大心脏。
这段时间，在武汉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周女士由于初二儿子成绩下滑急得内分泌紊乱、眼睛充血。“到医院就诊，医生让我情绪要平和，可是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考试分数就不说了，孩子连每天的作业都不抄全，我几乎一周三四次跟其他家长打电话核对作业。”周女士无奈地告诉半月谈记者，几乎每个夜里她都辗转反侧，想的不是明天吃什么、买什么新衣服、拔草哪种化妆品，而是：“为什么别人家的娃文武双全、通晓古今，我家娃连留什么作业都记不全？”
全职老母也不轻松。名牌大学毕业、多才多艺的广州王女士，年轻时拼事业，30多岁才要孩子。8年前她当妈妈后就辞去了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孩子的照料和教育中。“以前当职业女性时，我基本连一顿饭都没有做过，每天都衣着光鲜、妆容精致；当全职妈妈后，完全是另一种状态，每天柴米油盐、奶粉尿布，但是为了孩子，觉得值。”
“‘中年老母’与其说是一个女性群体的自我认同，不如说是一种无奈的自我调侃。”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副教授表示，一个“老”字，折射出其力不从心的困扰，也表达了广大中青年女性面对飞速发展的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更高标准的育儿需求，一种不知如何做得更好的焦虑。
艰难的平衡：在家庭和职场“走钢丝”
上海一位在著名妇产科医院工作的中层女性这样形容自己的每一天：在单位里累成狗，时时刻刻把单位领导和学校老师的微信置顶，生怕漏了重要指示；本以为下了班可以回安乐窝休息放松，没想到是另一场更可怕战役的开始。一路默念不能把单位的压力带到家里，可是碰到个不靠谱的娃也是憋不住的，讲解3遍还不明白，内心就彻底崩塌了。
这位坦言自己觉得“每天在走钢丝”的初中女生妈妈表示：中年妇女真不容易，“面对日益激烈的职场竞争、越来越多的家庭责任，没有自我、没有娱乐、没有休息，‘中年老母’的由来值得去反思。”
一位职场女性在看了电影《找到你》后对半月谈记者倾诉感触：“大家觉得妈妈不是一份职业，只要是个女人似乎就可以做妈妈，但是很多人看你一心一意投入工作，就认定你不是一个好妈妈；传统文化、社会观念对女性角色的定位给予现代女性很大的心理压力。”
半月谈记者发现，“累”成为“中年老母”们的自我标配。有限的精力，既要做好白领丽人，又要做好能干主妇，还得兼职“家庭教师”……很多“老母”在笑称被家庭“严重拖累”的同时陷入纠结，内心深处对发挥自身价值和职业生涯发展有更高的期待。
武汉周女士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家庭和事业都成功。“看着身边好多比我年轻的人都升职了，说心里不羡慕那是假话。但能做到两全齐美实在是太难了。”周女士说。
广州的王女士也想重新找一份适合的工作，然而别人一看她多年的职场空白期就拒绝录用。因此，她只好把全部心思投入到孩子身上。她对孩子的要求近乎严苛：孩子在别人看来已经非常优秀了，她仍然不满意，孩子稍微不听话，她就大发雷霆、歇斯底里，搞得全家人都非常紧张。
“上有老下有小，中年女性身上的撕扯特别严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汶蓉表示，这种现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加凸显，左手家庭、右手事业，城市节奏本身非常忙碌，生活、事业、子女成绩等参照标准越来越高，压力更多地传递到中年女性身上。
期待的温柔：更多社会支持和保障
在网络热帖《中年老母的2018扎心总结，看完笑着活下去……》中，一位“中年老母”表示：“生活这条小船虽然非常颠簸，但是我一直在用强大的能力驾驭它!”她许下这样的新年愿望：钱包鼓一点、孩子乖一点、老公勤快一点、我更漂亮一点……
相关专家认为，“中年老母”认同的不断加剧凸显了各类“失衡”加剧：家庭失衡是指职业妈妈因工作过于忙碌难以很好兼顾家庭；事业失衡是指全职妈妈因照顾家庭、养育子女而不得不搁置事业；心理失衡是指在与别人的比较中产生比较焦虑。这需要社会给这个女性群体更多的接纳和关爱，让她们能在事业和家庭中有更多的选择和回归路径，从而让女性能够正确认识自己、更好地平衡自己。
辽宁省家庭教育指导专家苏加胜建议：中年女性首先需要关爱自己，了解自己真实的需求，只有自己先满足需求，感受到安全感、归属感、成就感，有自我价值实现、内心强大，才能进一步满足包括孩子在内的家人的需求。
刘汶蓉等社会学专家认为，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应该更科学、多元、宽容，并通过有效的手段改变许多家庭中父亲“缺位”的现状。
沈奕斐表示，当今社会赋予女性高标准的定位，例如，既温柔又坚定、既专注又全能，在缺少家庭服务业支撑的情况下，这会使得广大女性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全职妈妈需要更好的法律保护，职场妈妈也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如果无法解决产假结束和托儿服务开始之间的时间断层，对一个女性而言，无论她个人如何努力，都会感觉难以在家庭和工作之间获取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