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让“瓜蔓证明”成为房产继承的拦路虎-小产权房558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的朱先生，去年父亲去世，他曾到街办开具亲属关系证明，到银行查账；今年11月，为继承父亲在惠州市的一处宅基地，持此证明到惠州市大亚湾公证处办理相关业务。可不想，公证处发函街办要求对证明内容再予核实。桂园街办一下也给难住了：一则，核实函有的内容不在街办职权范围内；二来，有的情况街办也根本核实不了，诸如“是否有非婚生子”“是否有收养情况”等。(12月23日《南方都市报》)

　　大亚湾公证处的用意，无非是要排除其他法定继承人的存在，确定朱先生是唯一法定继承人；以防其封锁消息，独吞、侵占其他潜在法定继承人权益的情况出现。可公证处若对此有疑，所谓“谁主张谁举证”，也该是自己去调查取证；又岂能以一副有罪推定思维，转嫁责任，要求朱先生开具一堆“瓜蔓证明”来“自证清白”呢？难道公证处就只剩会盖章和收费了？

　　其实，类似情况已屡见不鲜。还有更离谱的。2016年11月16日《大河报》曾报道：郑州市一8旬老人赵姨想卖掉一套房，被公证处要求开具“亡夫无私生子”及“亡夫父母去世”“自己无再婚”等证明；同年11月27日新华社也报道：湖北宜昌市一7旬老人徐先生想过户父母遗产房，被公证处要求为离世近百年的祖父母开具“死亡证明”，都近乎天方夜谭式的，不可完成的任务。

　　房产的法定继承，难道就只有公证继承这“华山一条路”了吗？而《继承法》中，又有哪条哪款明确规定办理继承权公证，需要开具如此之多的“瓜蔓式”证明了呢？

　　房产的继承权强制公证，源于司法部、建设部1991年发布的一条通知：《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但该通知在2014年即已被最高法以发布案例指导的方式确认无效；随后2016年7月又被司法部正式废止，不再执行。

　　可联合通知虽已废止，替代或补充机制却一直没有建立。

　　建议不妨探索、试行声明公告的房产继承机制。即：当事人对于继承事项，可在当地媒体发布声明公告，并设置一定的公告期。若公告期满，无其他潜在法定继承人出现抱持异议，那就直接给当事人办理继承。若当事人在顺利继承之后，又再有其他潜在法定继承人出现，那就由他们去法院通过诉讼方式定纷止争、厘定权利。对于因各种因素没能及时出现的潜在法定继承人，也并不是没有权利救济渠道。

　　这样，亲属关系简明又容易联系，同时时间紧张的当事人，就可以如旧采取公证方式办理继承；而亲属关系复杂且难以(或无法)联系，同时时间宽裕的当事人，自然就不妨选取声明公告方式办理继承。

　　去年11月21日《新京报》就报道过一个案例。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的张铁成，父母、哥哥分别在拆迁前和拆迁期间去世，家中只剩他一人。公证处要求他舅、姨过来签字，否则就不给出具继承权公证书(张母去世的早，张外公、外婆对张母遗产有继承份额，后张外公、外婆也去世，相关份额应由张舅、姨转继承)；而因没继承权公证书，门头沟区政府房屋征收办和龙泉镇政府也据此拒绝交房。可他舅、姨早就失去联系。一则，即便他舅、姨没失联，按风俗习惯，难道还会来分外甥家的安置房吗？二则，难不成只要他舅、姨一天不出现，这安置房就得一天空置着，，张铁成无法入住安居？没奈何，张铁成只有提起行政诉讼；最终北京市一中院判决相关部门交房。

　　判决书同时提出：“如果事后出现新的证据，能够证明……还存在其他法定继承人，则该法定继承人也有权……主张涉案安置房屋的相关权利，有权……分割该部分权益。”这其实和声明公告继承机制的逻辑是一致的。

　　把声明公告继承机制作为公证继承机制的“备选项”，一方面，可以降低相关市民继承的经济成本。若一律采取公证继承方式，房产继承权的公证费不菲，往往是房产价值的1%至2%，在房价高企的当下，对相关市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一方面，亦可以避免“瓜蔓证明”成为相关市民办理继承的拦路虎，把相关市民折腾得要死要活，并因此白白浪费诸多社会资源。

(责任编辑：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