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里买的小产权房散文一一建房记-2024深圳小产权房信息

众所周知，房子不仅是水泥和砖瓦构筑的物件，它还关乎政治、经济、文化及世道人心。它是政治、经济的晴雨表，历史、地理的教科书，文明的密码本。我想说的是现在乡村的房子。与留守乡村的人越来越少对应的是，乡村新建的房子不断增多。在野草丛生、土地大面积撂荒的乡村，到处可见崭新的、风格各具的房子。它们的主人，当然是那些远走他乡的人。它们的存在，客观上说明了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证明了那些从乡村走出的人，从来就没有真正从乡村退场。

作为一名中国南方乡村的考察者，近些年，我热衷于收集我的故乡赣江以西出门在外的乡党们回家建房的故事，追踪每座建筑背后乡村的悲欢聚散。

——我感到那些房子都是一个个可以呼吸的活物。它们仿佛一头头各怀心思的兽类，在乡村的土地上彼此抵牾又和解，虎视眈眈又握手言欢。它们大多关闭着门，门上的大锁将房子锁得严严实实。可它们又都是会说话的生命，在无声中共同讲述着乡村的新与旧、常与变、出走与返回、前世与今生。

我的初中同学黄智杰，是省城我的乡党中较早回家建房的人。

黄智杰在我们乡党中有着“黄嘉诚”的外号。因为他是我们在省城的乡党中最富有的人。十多年来他经营着电力设备的生意。这一生意随着城市的急剧扩张让他挣得盆满钵满。有一个数字证明他的成功：他在省城光房产就有四千多平方米。

黄智杰的发迹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在我们一起上学的初中考上了小中专性质的省交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县车队做了一名汽车修理工。待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县城太小看不到出路，就来到了省城，通过交通学校老师介绍做了一家国营汽车修理厂的临时工。几年下来他并没干出啥名堂。那段时间他为了解决生计，晚上还去酒吧唱摇滚——他的歌还真是唱得不错。后来赶上日本某汽车公司为扩大中国业务到中国各地汽车修理行业招人去日本学习，黄智杰参加发动机拆装比赛得了第一，被日方代表一眼相中，时来运转，他成为赴日本学习的人之一。

两年之后黄智杰带着在日本积攒的二十多万元回到了国内。他不仅挣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还看清了自己的路。他依然待在省城，但是再也不去做汽车修理，当然也不再去酒吧客串歌手，而是买了一辆桑塔纳，办起了只有一辆车的驾校。几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缘，他成立了公司，进入了与房地产息息相关的电力设备行业，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房地产扩张到哪里，他的生意就做到哪里。房地产商经常用手中暂时卖不掉的房子向他抵债，这就是他在省城有四千多平方米房产的原因——那些原本边缘地带的房产，随着城市的扩张渐渐成了中心，他的财富因此又有了新的增长。

黄智杰成了在省城的赣江以西乡党中场面最大的人。他整天开着奔驰车，游走于商人与官员之间。他经常告诉我们说，昨天跟谁谁谁在一起，今天要赶着去见谁。而他说出的那些人物，都是我们只在电视里或者大型会议的主席台上才见得着的，或者与他们密切相关的大人物。他的着装，都有专门的公司进行打理。他的下巴，总是留着一小撮花白短须（据说也是形象设计师的建议，可以让人从人群中一眼认出他）。他的眼睛，总是射出热忱无比、精力无限、欲望蒸腾的光。

在城里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回赣江以西的他的老家东夏村建一栋新房子，给他尚在老家的父亲居住，也供偶尔回乡的自己一家人下榻，同时也给故乡人提供阔达的证明，自然就是黄智杰该有的举动了。

可是黄智杰告诉我，他之所以回乡建房，并不是出于衣锦还乡的心理作祟，而是来自父亲的催促。

这得从黄智杰的曾祖父那一辈说起。曾祖父辈时期的黄智杰家，是赣江以西了不得的黄金家族。他们兄弟五人，南来北往经商，与吉安府的大小老板都有生意上的来往。他们事业成功的标志，是在东夏村盖了五栋联排的阔气房子。房子顶上的马头墙高高耸起，好像空中列了一支气宇轩昂的马队。

然而后来他们都被打成了地主。联排的高头大马的阔气房子，被村里的赤贫户占住。昔日威风凛凛的他们，顿时成了忍气吞声到处赔着笑脸的可怜虫。他们的后辈，也因此受了很大的影响，他们有的愤而出走，去了别的地方落户，大多依然留在村里，忍受着村里人的冷眼鄙视。黄智杰的父亲，天资聪明，可最终只读到一个高中就滚回了家中，在村庄种了一辈子的地。那五栋联排的房子至20世纪70年代末全部归还，可是早年的气派已经不见，一栋栋漏雨进风、烟熏火燎，完全是燕子都不愿进去筑巢的破落模样。

几十年后他们的后辈黄智杰发了迹。他的财富，比他的祖辈加起来还要多。他的父亲就向他提出了在老家建房的要求。他父亲的理由，是他所有的好运气并不是他个人的造化，说不定是他的祖辈在天堂的保佑之功。他走的路，有可能是他的祖辈没有走完的路。为了报答他曾经阔绰的祖辈，以及向他的村庄的人们彰显他们家的历史，他应该回家建一栋房子。房子的地址，就在现在已经完全破败的五栋联排房子的旁边。那里正好有一块大面积的地基，是他的父亲早就惦记上了的。

黄智杰应允了他的父亲。可是他太忙了，而且他对这自己基本用不上的房子根本没有兴趣。建房的事情就落在他父亲身上。他把建房的资金留给了父亲，对父亲请人设计的图纸不加审视，让父亲按他自己的意愿放手折腾。

不久之后房子建成了。在省城一次赣江以西的乡党们聚会的饭局上，黄智杰向我们宣告了这一消息。在我们的要求下，黄智杰从手机里调出房子的照片给我们欣赏。我们看到房子是楼房，四层，高出周围的房子不少，最高层却砌起了现在很少见的高高的马头墙，马头墙的造型比南方传统建筑的样子要张扬得多，仿佛那不是马头高昂，而是家族荣光的焰火在燃烧。房子的墙体浑身涂了朱红色，似乎是想在周围的房子中显示出威仪，却有一小部分又涂成了寺院惯有的黄色。整个建筑呈现了一种怪异的、混搭的、无厘头的美学。——它看起来并不比周围那些已有年份的房子崭新，反而因看起来心事重重显得更加老迈。在这座房子旁边，就是他们祖辈盖起的五栋联排的房子，它们灰头土脸，表情坚硬冷漠，仿佛五座埋藏着不堪往事的坟。

饭桌上，我们纷纷对着这既不像皇宫又不像庙宇的、刚刚建成就老态龙钟的房子的照片打趣，让黄智杰告饶不已。

我的另一个乡党吴定才，也成了回家建房的人。可是他建房的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我在老家的同学曾阳刚打电话跟我说，因为回家建房的事，吴定才与村里的乡亲闹得很不愉快。

吴定才是省会我们同乡中的佼佼者。他是一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他从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省会，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机遇从一个小科员一步步成长为在一个重要部门独当一面的人。他有对烦琐的事务强大的协调能力与自我控制管理能力。他有极好的人脉和不错的口碑。他是温和的，脸上总是浮现着亲切的微笑——那是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成功人士惯有的微笑。

如此身份的吴定才，回乡想办成事情应是不在话下的。所以，当他想回家建房子，并且看中了位于村口的一块地基之后，他满以为自己可以手到擒来。为了得到这块地基，他跟家乡县里和镇里的领导打了好几次招呼。他们都是他的朋友。他们都表示没问题。

与黄智杰为父亲建房不同的是，吴定才回家建房是为自己：他的家乡，赣江以西的金滩镇一个叫南岭的村庄，是个十分宜居的地方，那里林木葱郁，水清如镜，风景如画。而且，那里区位优势好极，离县城只有数华里，开车从村里到县城中心只要一刻钟。从省会到县城不到一小时车程的高铁即将开通，而县高铁站离他家只有数百米。他建房，不仅为了安顿他已年老的父母，也是为了让自己可以从容在故乡与省城之间往来，十余年后他退休，更是可以在这里长住。

吴定才雄心勃勃地开始实施自己的建房计划。可是他没料到最不可能出问题的地基出了问题。他的村里不少人站出来反对他在看中的地基上建房。他们的理由是，那是村庄的风水口。在村里风水口上建房子，将会妨碍全村人的运数——那可是大逆不道、拿全村子孙的命运开玩笑的行为。

吴定才恼怒无比。他认为所谓的风水口之说不过是无稽之谈，事情的真相，是村里势力大的家族妒忌他的成功故意给他找碴，是通过这件事让他知道在他们的村庄到底是谁说了算。赣江以西人多地少，资源短缺，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是用拳头。即使是同一个村庄同一个姓氏，人多势众的大家族往往欺负势单力薄的小门户。吴定才的父母只生了他一个儿子，属于典型的根脉不旺，在吴定才的成长记忆里，他们家不知受了同村的大家族多少明里暗里的欺凌。这次的地基之争，不过是这种欺凌的延续。

吴定才早已不再是当年受了欺凌忍气吞声的弱小之辈，他已经足够强大。他的成功，也多少惠及了全村，比如这些年来，他通过自己的人脉让县里的领导拨了不少资金用于修建村庄的交通和水利。如今村里人如此对他，他觉得委屈。他不想妥协。他再次找到县里和镇上当领导的朋友。可他们闪烁其词，那块地基的批文不知为何迟迟到不了他的手中。

——曾阳刚在电话里的语气颇为忧虑。他认为吴定才不应该和村里人一般见识。吴把建房的事情铆定在这一块有争议的地基上并不合适。他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怎么在这么一件小事上看不开？真担心他会因小失大，误了前程。他最听你的话，你能不能想个法子劝劝他？

在省城，我和吴定才走得比较近。因为他是曾阳刚的初中同学，而曾阳刚又是我的师范同学。我们又有着相同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经历。大概是认为我多读了一些书，能多懂些道理，我的话他总能听进去一些。我决定试试。

我与吴定才一起回到了赣江以西的南岭村。我看到村庄的村口有几棵大树枝繁叶茂，他看好的地基就在这几棵大树之下的一块空地上。从村口出发，有两条路一左一右通向远方。当我围着空地走了一圈，然后手遮凉棚对远方进行了一番眺望，我找到了劝他放弃地基的理由。

我对吴定才说，这个地方不宜盖房。原因是前面的两条路直射村口，在风水学上称作“穿砂”，十分凶险，如果房子在这块地基上建成，有如两把利剑插入心口，如此地势对一家人的健康及运数都会有不好的影响，老人易失眠心悸，年轻人易肝肾虚损，主人会事业不旺，命里犯小人。

我进一步劝说，在机关者应该隐字当头。而这块地方位于村口，十分显赫，无遮无拦的，容易招灾引祸。放弃它是最好的选择。

我提出建议说，老宅基地经历了几十年的岁月沉淀，早就把对人的不利元素都消解掉了，建房最宜。

吴定才面色沉重，若有所思。我的心里是不安的。我不知道，我的这番漏洞百出的说辞，是否能改变他心中的执念，让他终结与村里人的纷争。

几个月后，吴定才向我宣布他放弃了村口的地基，选择推倒他家原在村中的老屋来建房子。

他说，他要建全村最漂亮的房子，让那些暗中对他使绊子的人瞧瞧！

——我毫不怀疑他的决心和能力。他心思缜密，处事干练，是一个能办大事的人。我看过他要建的房子的图样。那是他与省城专业建筑设计师交流后设计出的图样。在纸上，它有着圆形的拱顶，门口是两根白色的威严的圆柱，三层的楼房，无论柱础、窗子都有着十分漂亮的纹饰、欧化的装饰。整座房子看起来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堡。那城堡与赣江以西的建筑风格根本不搭，与我所见过的赣江以西的新旧建筑无一相似，倒像是欧洲某个乡村适合展示复杂故事的电影外景地。

我的姐姐和姐夫也要回村庄建房子。姐姐与姐夫的村庄叫罗江渡，与我的家乡同样在赣江以西，离我们的家乡下陇洲村只有三华里。

我的姐姐比我大三岁，1968年生。姐夫比她大两岁。与我同学黄智杰和吴定才不同的是，他们俩不是发达了的老总，或有头有脸的官员，而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婚后的他们在家乡有过一段种地的日子。后来他们先后跟着同乡去了离我们家乡几百公里外的广东打工。姐夫初中毕业，学了木匠，就跟人做了室内装修，后来也零星做上了小包工头。姐姐没有读书，就进了毛织厂或玩具厂做普工。其间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先后出生，在孩子成长期间，姐夫出外打工挣钱，姐姐在家照顾老小。后来他们听从了我的劝告，拿出了大部分积蓄在县城买了一套小产权房。等到外甥结婚成了家，外甥女也成了人，他们买下的房子，正好给了在城里打拼的孩子立足之地。目前，外甥出门打工，他的妻子在家带娃，等于是重复了姐姐姐夫以前的路。眼看着自己已年过半百，姐夫和姐姐认为，是该考虑自己未来的时候了。

他们考虑的未来，就是离开城市，回乡村去，用在县城买房后不多的积蓄盖起一栋房子，供以后他们安度晚年。

他们告诉我他们的计划。他们十多年前已经在家乡盖了一层楼，后来听从了我的劝告，把本用来继续盖房子的钱在县城买了房子。现在只要在原来的一层楼基础上再加高，就是一栋像模像样的房子了。

姐夫说，年过五十的人了，打不了几年工了。再过几年就再没有地方收留咱们了。继续待在城里，只能坐吃山空。回乡下是唯一出路。

姐姐说，我们回乡下，种两亩水稻、两垄菜地，养几只鸡鸭，费不了多少成本，吃的喝的就全有了。水呀，电呀都便宜，好活命得很。

姐夫说，现在国家搞新农村，交通呀环境呀那是比原来好无数倍，住在乡下跟住在城里区别不大。有事要进城也方便，搭车半小时就可以到。

姐姐说，城里的房子供两个孩子住着，自己要进城看病或办其他事也有住的地方，两个儿女以后有孩子照顾不过来可以丢给我们，我们在乡下种出来的大米和蔬菜，还可以供他们尝尝鲜。多好。

姐夫说，都说现在乡下住着的都是老人。再过十年八年，我们不也就成了老人了吗？老了就要叶落归根，就要住乡下呢。

姐姐说，乡下人少是少了点，可少有少的好处。这几年在城里，哪里都是人，看得脑门子晕，不习惯。

姐姐与姐夫一唱一和，脸上喜笑颜开，让人感觉他们说到的未来，是比蜜还要甜的生活，是比桃花源还要美的地方。

姐夫与姐姐说干就干。他们回到了乡下老家，购买了水泥、沙石和砖，请了泥水师傅，雄心勃勃地开始了建房的计划。他们经常拍视频给我看，让我了解他们的进度。我从视频里了解到，过了一段时间，房子的外墙砌起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房子的内墙粉刷也完工了。

建房子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视频里的姐姐姐夫经常是蓬头垢面，身上块块白浆。他们的身体，急剧瘦了下去。姐夫的双颊，更是凹陷得厉害。两个人跟难民似的。我知道是他们为了节省成本，同时也因为在乡下很难请到壮劳力，拌砂浆、挑砖块等重活儿，都是他们自己干。如此一天两天还行，时间长了肯定吃不消。每次我在电话中说起要他们注意身体，他们都笑着说自己能撑得住。他们偶尔还会责怪自己说，这么多年没干重体力活儿，一身骨头怎么就养娇气了呢。

姐姐姐夫在接下来的房子装修上有了一点匹分歧。姐夫是个装修师傅，长年在广东给别人装修房子，这次临到自己，他想好好把房子装修一下，自己的技术反正不花钱，还不就是多花点钱买材料，不然这辈子真是亏大了。姐姐却不同意，说日子还长着呢，该花钱的地方还多了去了，以后老了哪有多少挣钱的能力，房子能住就可以了，能省的地方尽量节省。可最终姐姐拗不过姐夫，只好任由他折腾。他们吵架是必然的。可最终，他们还是完成了房子的建造。

姐姐姐夫很得意地通过微信把他们房子的外观拍给我看。我看到房子的不远处有老樟树枝繁叶茂，一看就知道它有数百年的树龄，虽是12月，叶子的绿色依然饱满葱郁，显示着这块土地一直具有强大的生殖力。他们的红砖房子，一层墙体灰暗陈旧，颜色发黑；二层的红砖颜色则崭新得像刚刚从土里拔出的红薯。颜色的不一，似乎喻示着主人这些年的局促与可能的变故，新的一层的颜色，怎么看都像个刚刚愈合的伤口。姐姐姐夫看出我的心思，齐声安慰我说，用不了几年，时间就会模糊掉房子的色差的。

建好了房子，几乎花光了所有的钱，姐夫又去了广东，重新做起了装修师傅，在异乡的城里兜售他的手艺。他和姐姐的意思，是六十岁之前再好好打几年工，手里攒下一笔可以养老的钱，然后就安安心心回到乡下，回到他们精心建起的房子里去，过适合自己过的生活，度他们觉得舒适的低成本的晚年——几乎可以断定，假以时日，他们完全可以心想事成。

父亲电话告诉我说，我们曾姓祠堂要开始修建了。具体修建事宜，由各房的代表组成的祠堂修建委员会已经开会讨论了不少次。

我们村有七姓杂居。按人口多寡排名分别是刘、孔、曾、张、罗、王、周。曾姓排第三。刘姓与孔姓都已经修建了祠堂。乡村自有乡村的规矩，修祠堂的规矩就是大姓先修，小姓后修。这次该轮到曾姓修建祠堂了。

有刘家和孔家在前面做出了样子，我们曾家的祠堂修建就变得简单得多。他们分别成立了祠堂修建委员会，我们也成立了祠堂修建委员会，许多能说上话的人都被列入其中；他们用的图纸，我们也捡过来，请懂行的人进行局部修改；他们核算出成本，再按男丁为单位筹集资金，我们也核算出成本，按男丁为单位筹集资金。父亲在电话里说，委员会核算出来了，我们的祠堂修建总金额为一百二十多万元，摊到全村三百多名曾姓男丁头上，是每人四千元。我们一家五个男丁，要两万元。你和你弟弟商量一下怎么出这笔钱。

——近些年，赣江以西的大多数祠堂，都重新修建过。它们大多建筑在村庄的显赫位置，或在村口，或在宽阔的路边。它们的美学风格大概一致，门口是一个水泥堆砌的牌坊，牌坊上都是清一色的北京旧时代的皇家建筑风格的蓝色纹饰。牌坊上的对联，几乎是用谜语的方式，书写了一个姓氏夸大其词的根脉。牌坊后面的建筑是砖混结构，建筑内的柱子上书写着只有该姓的人才能参透的意味深长的对联，书写着这一姓氏数千年来的流变轨迹与古老戒条，里面空间大得足以容纳所有在世的子孙。

这是让我无比讶异的现实：一方面是几乎所有青壮年都离开了村庄，在外打工捞金，然后把自己多年的辛苦积蓄投入县城去买房居住，却舍不得在自己的故乡投入一分钱用于扩大农业生产与新技术培育。另一方面，他们对血脉的崇拜又到了极其迷信的程度，似乎时代越是呈现出漂移不定的本质，人们越有漂泊无依的命运，就越需要通过对血缘的确认来验证自身的存在，世界越是寒凉，人们越是需要在血脉中拥抱以获取足够的暖意。

每人四千元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如果是政府收取提留或者用于其他方面的集资，一定会招致相当的非议。可是以祠堂的名义来收取这笔钱，几乎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应当。据说祠堂修建委员会认真讨论了以吸收捐款的方式来筹集资金的建议，比如通过在祠堂门口刻碑认捐的方式让在外面办企业开厂的人踊跃捐资，以减少平均摊派的金额，减轻许多经济并不宽裕人家的经济压力，可最后被大多数人否决，理由是在祖宗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不管贫富老少，不管事业成功与否，所承担的款额必须完全一致才是妥当的。

我和弟弟经过商量凑齐了两万元钱，由父亲亲手交到了祠堂修建委员会管着经济的族人手中。推倒了旧祠堂，在祠堂原有的地基上垒砖砌墙，我们曾姓祠堂的修建工作在稳步推进。在县城生活的父亲又找到了他生活的乐趣，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向我报告祠堂修建工作的进展。

几个月后我们曾姓祠堂的修建大功告成。祠堂无论外观与内饰都与村里的刘姓和孔姓祠堂不相上下。祠堂的中间，摆放着一个方方正正的花岗岩石块，石块上刻着一个拱手作揖、胡须修长、衣袂飘飘据说是我们两千多年前共同的祖先曾子的简笔肖像图。祠堂上方挂着一块书写着“忠恕堂”三个大字的匾额是老祠堂留下的唯一老物件。祠堂两边还有可供办红白喜事的厨房，厨房里用几个箩筐装着刀字纹青花碗和盘子，是本族用筹集的资金置办的族产。

——曾姓祠堂建成后，祠堂修建委员会组织举办了落成典礼。曾姓出嫁到外地的女子都收到了请柬。她们带着不菲的贺礼，纷纷赶来吃酒，据说场面十分热闹。那些已经分散天涯的曾家姐妹因此有了难得的十分隆重的见面时刻。据说有人在祖宗面前抱头痛哭（那多是一些早嫁的长辈），有人相见欢喜。我的姐姐和妹妹回到老家喝酒后，分别加入了有人组织的曾姓女子微信群。她们相约在微信里相见，并且发誓说永不分离。

她们的名字与礼金多寡，关系到她们娘家人的脸面，被书写在红色的纸上，贴在祠堂门口的墙上，供往来的人们对比参阅。那是一笔不菲的钱款。据说关于这笔钱如何处置，祠堂修建委员会早有决议，就是将其作为族产的一部分，委托专人保管，以应对整个宗族随时可能需要的大宗支出。

有一天父亲突然问我和弟弟，你们兄弟俩要不要回家建房子？

父亲深思熟虑地向我和弟弟一一列举回老家建房的理由：现在乡下到城里的交通方便了，路变好了，车变多了，以前一小时的路程现在半小时就到了。国家为搞新农村建设给老家拨了不少钱呢，老家的生活条件正在一天天变好，住在老家跟住在城里一样方便。老家正在搞规划，拆旧建新，许多在外面的人都回来批了地基，盖了新房。你们兄弟难道不应该回来建一栋房子？

父亲说，俗话说得好，九江鱼儿归九江。别看乡下现在冷清得很，可有谁能保证哪一天不要回老家？老家是你们的根。生不回死要回。没有房子，怎么回？

父亲说，一个人再有本事，在外再怎么会折腾，在老家没房子就是个破落户。在老家有一栋漂漂亮亮的房子，那才是真正的体面与风光。

——父亲是在我和弟弟合资在县城购置的、供他和母亲养老的房子里给我们说出这番话的。几年前，父亲要我们给他在县城买一套房子。他的理由是老家医疗条件不好，村里没有医生，感冒咳嗽要走三里路去小镇上才行，村里也没有了屠户，吃个肉也得去三里路的镇上。亲人们都去城里了，老家人越来越少，有时隔几栋房子都见不到一个人……想不到几年过去了，父亲搬出一套与过去完全相反的说辞。

我们在老家并不是没有房子。20世纪八九十年代，父亲建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那房子建后欠债不少，很大一部分的债务是我帮他还的。我们曾经在其中居住多年。可父亲认为，它的款式以及质量都已老旧，不够格称作他所说的“房子”，当然不能作为我和弟弟在外“体面风光”的证明。

父亲说得振振有词，我和弟弟默不作声。一等他说完，我们就赶紧把话题岔开。我们以为在这个话题上父亲不过是有此一说，可接下来，他老人家不依不饶，大有死缠烂打的劲头。

父亲动不动就对我和弟弟挑起回老家建房子的话题。他会在饭桌上说起老家新辟的地皮上哪些人批了地，哪些人在建房，那些房子的结构怎样、外观怎样。如果说到批地建房的是在外工作、打工或开厂挣了钱的人，他就明显加重了语气，明显是暗示我和弟弟可以将其作为学习的对象。他会在客厅一家人看电视聊天的时候，突然说道，我们村谁谁谁生了几个儿子，在老家一共建了几栋房子，并且语气里毫不掩饰艳羡之心。他会在电话里，拐弯抹角地告诉我老家新村建设的进度。他会当我们的面数落来家看他的已经在县城购房居住的妹妹，老家没建新房子以后她的两个儿子怎么回老家，她的一家在村里怎么抬得起头来。“要不要看看后头。”他这么警告妹妹。我和弟弟都知道其实他是说给我们听的。他显然对我和弟弟的装聋作哑已经忍无可忍了。

可我和弟弟一直没有接父亲的话茬。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老家建房子。我的同学黄智杰、乡党吴定才回家建房的事实并没有对我构成触动。回老家盖房子，不是一个小数目，没三五十万拿不下来。我的收入并不算太高，除了工资就是稿费，必须精打细算才能把日子过好。再说了，房子是用来住的，我们到老家盖房子给谁住？父母是不可能回去了，他们已经适应了县城的生活。他们和我们已经在他们养老这件事上达成了一致：医疗和生活方便的县城是他们最好的养老之地。我的孩子目前在外省读大学，以后继续深造、就业、婚姻哪一件都跟老家不搭界，她不会有长时间留滞家乡的可能。我离退休还有十余年时间，短时间内也还没有必要考虑退休后的去处。即使以后真要回老家住，把父亲当年盖的房子稍稍拾掇就足以让我栖身。住在其中我丝毫不会感到不体面不风光。当然，房子除了住还有一个属性是不动产，在物价不断上涨、货币不断贬值的今天，房产是最有保值乃至升值可能的固定资产。可那仅限于城市。目前我还看不出在老家建房能有什么升值空间。我有那么多钱，还不如在我所在的省城郊区买一套小公寓呢，急用钱的时候分分钟可以变现。回老家盖房子，就等于是把三五十万放地里挖坑埋了。

我的弟弟应该也没有在老家建房子的想法。他的两个儿子还小，未来尚未可知，还不到为他们在老家做打算的时候。他现在在东莞某镇购房定居，并且办着一家小彩印厂，目前制造业的不景气让有百万贷款的他喘不过气来，他还不能像一个有钱人一样去考虑怎样让村里人觉得体面和风光。再说，弟媳是外省人，她对我的那个偏僻破落的老家并没有多少认同感，她怎么会支持弟弟把刀刃上的钱丢在与她并没多少关系也看不出有啥美好前景的村里？

父亲却不管不顾。他步步紧逼。他总给我们说要考虑“后头”。这么故弄玄虚的词似乎在他心里有着无穷的威力。看着装聋作哑已经不行，我与父亲认真谈了一次。我从经济学、社会学角度说出我不在家建房的理由。我告诉他说虽然我对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老家与他同样怀着深厚感情，可并不代表我要把房子建在老家，我热爱故乡可并不表示要在我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把钱撒在故乡。他所说的“后头”，并不是我现在要考虑的。如果我以后有建房需要，我自然会建的。弟弟是否要建房，也是弟弟的事，做父亲的最好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

父亲找不到理由反驳我，他说不过我。但显然我并没有说服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说要回家建房的事，可是他明显闷闷不乐。

我只有由他去。我没法满足他——没法花几十万元去满足他那点小小的虚荣心。当然，他的心思远不止虚荣心这么简单，是什么我也一下说不清楚。可话又说回来，说清楚了又能怎样呢？

但未来，我会不会也回老家建房子？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会不会改变现在的想法，被父亲所说的“后头”纠缠得寝食难安，像我的同学黄智杰，与我的乡党吴定才一样，在自己生活过二十多年的土地上，建起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以安顿自己在俗世中无比疲惫衰老的肉身，或者仅仅锁在那里，成为我存在于故乡的证明？

我不知道。

村里的支书李喜兆经常和我微信联系，告诉我村里的诸多变化。有一天他告诉我，村里的塔建好了，村委会邀请了许多在外的年轻人回来，在中秋之夜一起举行烧塔的仪式，大作家你能不能回来一起热闹热闹？随后，他把几张建成的塔的照片发给了我。

那是一座崭新的红色砖塔，建在村子西边的空地上。塔高有两米多，塔身通过砖块的有机堆砌造成了镂空，塔顶上是一根下粗上尖的金属条，金属条因镀铬在阳光下发出白亮的光。金属条的中段有一个球状物。整座塔有着十分喜庆的装饰意味。

——赣江以西的大小村庄的显赫处，到处可见这种崭新的红色砖塔。它们让整个赣江以西的乡间充满了一种载歌载舞、喜气洋洋的意味。可我知道，那不是赣江以西文化里的固有之物，而是已经消失了的瓦塔虚张声势的替代品。

赣江以西的中秋节流传着一个特别的习俗，那就是烧塔。那是由孩子们主导的一项活动。先是由孩子们到村庄四周收集残破的瓦片，在村庄的空地上将瓦片一层一层地垒起，建起一座一米多高的圆锥形瓦塔（投柴口用砖头砌成）。黄昏时分，孩子们会不约而同地早早到某个地方集中，然后列队到各家各户门口唱着祝福的歌，为的是乞得可做燃料的稻草。那几句歌词至今印在我的心里：集秆集一把，养的猪儿好大一只；集秆集一捆，养的猪儿成一吨。得到祝福的女主人听到孩子们的歌唱，一般都会笑嘻嘻地从家中拿出成把成捆的稻草送给孩子们。（如果主人迟迟不给或明显拒绝，我们在离开前就会换唱另两句词：集秆集不到，养的猪儿用辣椒炒。这句词无异于诅咒，因为在赣江以西，只有病猪死猪才用辣椒炒了吃。）

孩子们乞来的稻草成山地堆在瓦塔旁边的空地上。月亮升起来，孩子们就点燃稻草，塞进瓦塔的烧柴口。持续的投柴将原本黑色的塔烧得红彤火旺，火焰飞腾，形成了十分魔幻的视觉效果。这种完全由孩子们主导的游戏的高潮部分，是边烧火边将大量的米汤泼向瓦塔，瓦塔上的火焰因米汤的浇泼冷热相激而变得更加恣肆升腾，瓦塔顿时就像是一个有生命之物，一个由隐匿的神灵主导的物体，用形状变化的火焰向着月光洒落的大地和天空发出祝福的言辞。而将米汤浇泼到瓦塔之上，也是这个古老游戏的重要程序之一，据说此举可以让正在燃烧的瓦塔黏合稳固，而中秋之日的瓦塔稳固屹立，会给村庄的来年运势带来吉祥的兆头。每次烧塔的完整过程，大人们会自始至终在满月之下围观，为的是给自己讨一个好的彩头。

若干年后，稍有些见识之后，我对童年时热衷参与的中秋烧塔活动有了别样的理解：这一由孩子们主导的古老游戏，其实有着丰富的解读空间。塔自古以来是一个关于精神的物象，本是寺庙里的建筑，赣江以西流传的烧塔习俗，很可能隐含了信仰的意味。塔由废弃的瓦片砌成，瓦是建筑的基本材料，是家园的象征，每一片废弃残破的瓦片，都有可能栖着一个曾经在瓦下生活过的人的灵魂，中秋烧塔，乃是为了在这人、鬼、神共享的月圆之夜，用火焰去温暖、慰藉那些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亡灵，向护佑这块土地上的神灵致意。之所以让孩子们主导这一极具仪式感的活动，是因为孩子最具灵性，最适合做人、鬼、神之间的使者。围绕着燃料乞讨的成败唱的祝福和诅咒之歌，都以猪为重要衡量单位，是因为猪是家的原始构件，“家”的字形就是房屋下面卧着一头猪。猪肥，自然家旺，烧塔也就含有了祝福家园年年五谷丰登、代代可以传承的意思了。塔烧至最后浇泼米汤，既是利用了米汤里的黏合成分，其实也有着对粮食丰收的祈望。中秋烧塔，既是童话，却有着强烈的宗教才有的仪式感；既是游戏，却不无成人世界对苍天的吁请、对命运的敬畏；既是诗歌（如水月光让整个大地如同白昼，古老的村庄里，人们围着一个火焰熊熊的瓦塔，火光映照着一张张充满稚气却又无比庄严的脸庞，整个画面就像诗歌一样美），同时也是关乎生与死、瞬间与永恒、游戏与宗教的哲学叙事。

可是随着村里的人们纷纷外迁，如此源自久远、需要许多孩子共同参与的习俗当然难以为继，中秋节不烧塔已经很多年了。不甘心的人们并不想让如此美好浪漫的习俗失传，就想出了一个法子，把游戏的主体变为大人，把每年临时搭建的瓦塔变成永久性的、比原来大了好多倍的红色砖塔。这些砖塔都立于村庄的显赫位置——或者在村口或者在村庄的大的空地上，成为村庄似是而非的部分——村庄崭新生长的部分。

我们村的塔是今年建成的。建塔大约花了五万多元。我们村集体经济并不富有，这部分资金从哪里来？村支书李喜兆告诉我，为了筹集资金村委想了一个法子，建了一个在外年轻人的微信群，他们在群里把建塔的事儿一说，没想到得到了童年时都在村里烧过瓦塔的大伙儿的一致响应，他们纷纷几百上千地捐款，不一会儿资金就到了位。建塔的时间并没有花多久，村里请的是已经给很多个村庄建了塔的施工队，他们熟门熟路，建筑质量也因此有了根本保证。建塔的地址挑在村子西口的空地上，塔的西边是波光粼粼的水塘，然后是记忆里绿油油但如今荒芜的田野，田野再过去，就是退耕还林后植被疯长的山林。中秋快到了，刚建的塔第一回烧，在外的年轻人都在群里相约回家，村支书李喜兆想借此办成一个聚会活动，就联系我，要我回家。

可我没有回家。我被其他事儿绊住了脚。

中秋那天，村里如期举行了烧塔仪式。我在许多同村的微信好友的朋友圈里看到了这一活动的盛景。

——我看到月光如水倾泻，古老的村庄施洗如婴。我看到砖塔火焰熊熊，远远超过了童年时的光焰。那些从外面赶回的人，在塔前跳跃、奔跑。他们从外地买回的烟花不断在空中炸开，村庄因此变得无比绚烂。

省略了乞讨燃料的歌声，省略了瓦片与米汤的介入，没有孩子们的主导，唯有火焰依然熊熊，月亮依然朗照。在月光、火焰和烟花变化的光焰面前，我看见我的村庄，已经长时间并无多少人居的寒凉无比的村庄，显得无比喜庆、诗意、温暖和尊贵。哦，她多像祝福声中戴着银项圈的孩子！

我看见那些围绕在塔前的人，那些在我的记忆里依然是少年的人，在火焰的映照下，都显得满面苍老，仿佛历尽了沧桑。他们的奔跑跳跃，并非源自游戏，而是因为命运的暗示，仿佛他们是古老的巫者，正借着火焰与月光的媒介，为渐行渐远的、诗意的、曾经人声鼎沸的乡土招魂——毫无疑问，在这月光朗照的夜晚，有隐形的人，从不远的宗祠、庙宇、墓地或者废弃的瓦片上起身，赶来加入他们的队伍之中。他们或是我们的先祖，或是不祥的鬼魅，或是千百年来护佑我们的神灵。

江子，本名曾清生，1971年7月生于江西吉水。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作品200多万字，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天涯》《钟山》等刊物。出版长篇散文《青花帝国》，散文集《去林芝看桃花》《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苍山如海——井冈山往事》《赣江以西》《在谶语中练习击球》等。《青花帝国》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曾获老舍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等奖项。

来源：《芙蓉》

作者：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