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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1月20日，蒋梦麟生于浙江余姚。曾参加科举考试并中秀才，1912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本科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

蒋梦麟一生致力于教育工作，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在教育主张上，蒋梦麟认为教育的长远之计在于“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以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为目标。主要著作包括自传体作品《西潮》、《新潮》、《谈学问》、《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等。

1964年6月19日，蒋梦麟因肝癌病逝于台湾台北，终年78岁。

蒋梦麟：教育的目的是以人的发展为根本

1917年蒋梦麟学成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教育杂志》编辑和《新教育》杂志主编。在此期间，他发表过大量文章，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智育、体育和美育的作用，就是要使"我能思，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思力至其极。我身体能发育，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体力至其极。我能好美术，则极我之能而培养我之美感至其极。我能爱人，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爱情至其极"。他还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社会才有自由、平等、民权、共和、选举权、代议制和言论自由等制度设计。否则，统治者就会"视万民若群羊，用牧民政策足矣。何所用其"言论自由"？何所用其"选举权"乎？"

蒋梦麟留美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他对战争与和平有过深入的思考和体会。1917年他学成回国后，曾撰写《和平与教育》，其中涉及教育的本质等问题，可以视为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文章开门见山说，所谓"和平"，是"正义"的同义词。有正义就有和平，倘若正义扫地，虽然没有战争，也不是和平，而是一种苟且偷安。从这个角度来看，统治者标榜的我国人民素以爱好和平著称，其实是为"所谓牧民政治"开脱。因为在专制制度下，老百姓仅仅是一群羊：羊肥了，牧人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暴政；暴政日久，必然会导致羊瘦，于是牧人就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蒋梦麟认为，要改变这种"羊肥而食"、"羊瘠而牧"的循环，就必须推行民主政治。他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主义政治或曰民权主义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和平才有真正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和俄国，是因为中俄两国没有平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德国向世界宣战，最终归于失败，也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没有美国和其他协约国优越。因此他认为："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所谓教育，就是为了"达此和平目的之方法也"。紧接着他指出：中国的教育，是牧民政治的教育；要改为平民主义教育，必须从三个方面去努力。第一，要"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改变过去那种委靡不振、依赖成性的恶习。第二，要"养成健全之人格"，改变以往"好学者读书，读书愈多，而身体愈弱"的传统。第三，要"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改变平时"凡遇一事，或出于武断，或奴于成见，或出于感情"的毛病和喜欢用"差不多"来判断事物的习惯。在这篇文章中，蒋梦麟还分析了中国社会进步应该采取的三项措施：一要改良起居；二要修筑道路，振兴实业；三要奖励并推进学术。

为了进一步说明如何才能推动学术进步，他还用经商和做人作比："夫对于金钱不忠实，不可以为商。对于行为不忠实，不可以为人。对于知识不忠实，其可以言学术乎？"因此，"欲求学术之发达，必先养成知识的忠实"。养成对知识的忠实，是做学问的最基本的要求。胡适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是这个意思。蒋梦麟总结道："以正义为先导，以养成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为后盾，张旗鸣鼓，勇猛前进，此即所谓为和平而战也。战而胜，则平民主义由是而生存，真正和平由是而永保。和平与教育之关系，如是如是。"

蒋梦麟留学归来，遇到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倡导职业教育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面对这一思潮，蒋梦麟非常冷静。他认为职业教育固然需要，但如果以为除了职业教育之外就没有其他教育，或者说所谓教育就是职业教育，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他写了《教育与职业》、《职业教育与自动主义》等文章。他指出：教育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国家有问题，故有国家教育。社会有问题，故有社会教育。个人有问题，故有个人教育。职业有问题，故有职业教育"。如果有关问题不能解决，那就是教育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职业教育，不过是教人"操一技之长而藉以求适当之生活也"。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职业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它最终还需要通过文化教育来解决，这就是普通学校应该承担的功能。因此职业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他认为："学校非专为职业而设，举学校而尽讲职业教育，则偏矣。"

蒋梦麟认为：共和国的作用，就是尊重并保护个人价值；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发展个性，培养特长，进一步增加个人价值。为此，就必须对教育学有所研究。他指出，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育学分为"个人"与"社会"两大部分：就个人而言，为了满足"发展个性"的需要，它要涉及生理学、遗传学、卫生学、心理学、论理（逻辑）学、美学等诸多学科；从社会来看，为了满足"发展人群"的需要，它又涉及人种学、历史学、地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许多领域；此外，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离不开自然界，因此教育学还涉及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和物理化学等其他科学。因此他说："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无大教育家出，而欲解决中国教育之根本问题，是亦终不可能也。"这里所谓大教育家，显然是通晓各门学科的通博之士，"不通博乎此，则不可以研究教育"。

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兄弟以后，曾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像蒋梦麟这样"一无所长"却"什么都知道一点"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大教育家。相反，让那些"学有所长"的专家当校长，恐怕未必合适。

蒋梦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享受人生所赐予之完满幸福"，要享受这种幸福，还需要社会的开明和进步。因此他说：一方面，个人生活的丰富程度与社会的开明进步成正比，"社会愈开明，则个人之生活愈丰富"；另一方面，健全的社会又需要健全的个人来组成。他主张社会进步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文明能天天增加；二是社会的"肚量"能包容新学说新思想；三是大多数人民，能具有享受文化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来自教育的普及。与此同时，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个人要推动社会进步，首先要有负责任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基础有二："一曰能行，二曰能思。所谓能思者，养成清楚之头脑，并有肝胆说出其思想。所谓能行者，做事担得起责任，把肩膀直起来，万斤担子我来当。夫如是，始能增加文化，生出新思想。致使大多数人民能享文化之权利。"

前排左三为蒋梦麟先生

本文节选自蒋梦麟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的一次讲演。将近一个世纪后读来，依旧不无启迪。

我所瞩望的好教育

文|蒋梦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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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前听了俾斯麦说，德国的强盛，是小学教育的成功。所以我们也来办小学，以为小学堂办了几千个，中国就强了。后来听说日本强盛，也从小学教育得来，所以我们大家都信小学教育，好像一瓶万应如意油，一粒百病消散丸，灵验无比，吃了就百病消除。小学学生现在有千万了，哪知道社会腐败，比以前一样，国势衰弱，比以前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教育根本思想的谬误。

我常常听见人说，学生是中国的主人翁，若是学生是中国的主人翁，那谁是中国的奴隶呢？教育不是养成主人翁的。又有人说，教育是救国的方法，所以要小学生知道中国的危险，激发他们的爱国心；痛哭流涕的对小学生说，中国要亡了，这般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也不知道中国是什么东西，只听得大人说“不好了”、“要亡了”这些话，也就悲哀起了；弄得正在萌芽，生气勃勃的小孩子，变成枯落的秋草！

“主人翁”、“枯落的秋草”两件东西，可算是我国办教育的出产品。

我们向来的教育宗旨，本来是养成主人翁的。俗话说，“秀才，宰相之根苗。”向来最普通的小学教科书《神童诗》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我们又常常说，“范文正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个个秀才都要做宰相，个个田舍郎都想登天子堂，你看哪里有这许多位置呢？

我们向来读书的宗旨你，却是要把活泼泼的人，做成枯落的秋草。科举的功效，读书的结果，把有用的人都变成了书呆子。这不像枯落的秋草么？

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教育的宗旨。到了后来，“规行矩步”、“束身自好”算修身；“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三从四德”等等算齐家；愚民的“仁政”算治国。你看身哪里能修，家哪里能齐，国哪里能治呢？

现在要讲修身，要养成活泼泼的个人；要讲齐家，要夫妇平等，爸爸不要把儿子视作附属品；儿子不要把爸爸做子孙的牛马；要讲治国，先要打破牧民政策，采用民治主义。

并要把个人和家的关系改变过来，创造一个进化的社会来，个人是社会的分子；不是单在家庭之中，做父亲的儿子，儿子的父亲，母亲的女儿，女儿的母亲，老婆的丈夫，丈夫的妻子，把家庭国家，认作社会的两个机关，来发展个人和社会的幸福，不要用家庭国家来吞没个人，毁坏社会。

我们讲教育的，要把教育的出产品，明明白白定个标准。预定要产什么物品，然后来造一个一个制造厂。不要拿一架机器，就随随便便的造物品。据我个人的观念，我们以前所产的“主人翁”，“枯草”，和所产的宰相圣贤，都是不对的。我们所要的物品，是须具有三个条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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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造就活泼的个人。

一个小孩子，本来就是活泼泼的，他会笑，会跳，会跑，会玩耍。近山就会上山采花捕蝶；近水就会去捞水草，拾贝壳，捕小鱼；近田就会去捕蝗虫，青蛙。他对于环境，有很多兴会。他的手耐不住的摸这个，玩那个；脚耐不住的要跑到这里，奔到那里，眼耐不住的要瞧这个，看那个；口关不住的要说这样、那样；你看如何活泼。

我们办学校的，偏要把他捉将起来，关在无山，无水，无花，无鸟的学校里；把他的手脚绑起来，是他坐在椅子上不能动；把他的眼遮起来，是他看不出四面关住的一个课堂以外；要他的口来念“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人之初，性本善”，种种没有意义的句子。现在改了“一只狗”，“一只猫”，“哥哥读书，妹妹写字”，这些话，就算是新式教科书了。

还有讲历史的时候，说什么“黄帝战蚩尤”这些话，小孩子本不识谁是黄帝，更不识谁是蚩尤。孩子听了，好像火星里打来一个电报。还有叫他唱“陀，来，米，发，索，拉，西”的歌；叫他听“咿唎呜噜”响的风琴。不如小孩儿素来所唱的“萤火虫，夜夜红，给我做盏小灯笼”好得多。二十五块钱的坏风琴，不如几毛钱的笛和胡琴好得多。

小儿的生长，要靠着在适当环境里活动。现在我们把他送入“监牢”里束缚起来，他们如何能生长？

德国人福禄培创教养儿童自然的法儿，他设了一个学校，用各种方法，使儿童自然生长；他不知道叫着学校做什么，一日他在山中游玩，看见许多花木，都发达得了不得，他就叫他的学校做幼稚园。幼稚园的意思就是“儿童的花园”，后来哪知道渐渐变为“儿童的监狱”。我们把儿童拿到学校里来，只想他们得到知识，忘记了他是活泼泼的一个孩子。

无论在小学里，或在中学里，我们要认定学生本来就是活的，他们的体力，脑力，官觉，感情，自一天一天的发展。不要用死书来把他们的生长力压住。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学卒业的学生，眼多近了，背多曲了。学级进一年，生气也减一年。我们不需要这样教育的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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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造就能改良社会的个人。

—个人生在世上，终逃不了社会，所以社会良不良，和个人的幸福很有关系。若我但把个人发展，忘却了社会，个人的幸福也不能存在。

在中国办学的一个难处，就是社会腐败。这腐败社会的恶习，多少终带入学校里来。所以学校里的团体，终免不了社会上一种流行的恶习，不够比较的好些罢了。学校是社会的镜子，在这镜子里面瞧一瞧，可以见得社会上的几分恶现象。不过学校里的生活，终会比社会上高一层，所以学生可以有改良社会的一个机会。

普通父母送子弟入学的用意，是有两种希望。一种是为家庭增资产：以为“我的儿子”入了学校，念了书，将来可以立身，为家庭增一个有用的分子；一种是为国家求富强，以为“我的儿子”求了学，将来可以为“拯世救民”的人才。

而好的学校宗旨，是在养成良好的社会分子，为社会求进化。社会怎样才进化？个人怎样参加谋社会进化的运动呢？这两个问题是学校应该问的。

我想，要学生将来参加改良社会的运动，要从参见改良学校社会的运动做起。我讲到此处，不得不提起学生自治的问题了。

学生自治，是养成青年各个的能力，来改良学校社会。他们是以社会分子的资格，来改良社会，大家互助，来去社会的进化。不是治人，不是做主人翁；是自治，是服务。有人说学生在自治社会里自己捣乱，所以自治是不行的。我想自治会里边起冲突，是不能免的，这是一定要经历的阶段。况且，与其在学校里无自治，将来在社会上捣乱，不如在学校中经历这个实验，比较少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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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造就能生产的人。

以前的教育，讲救国，讲做中国的主人翁，讲济世救民；最好的结果，不过养成迷信牧民政策的人才。不好的结果，自己做了主人翁，把国家当做奴隶；不来救国，来卖国；不来济世救民，来鱼肉百姓；到了后来，“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今后的教育，要讲生产，要讲服务，要知道劳工神圣。为什么要讲劳工神圣呢？因为社会的生产都靠着各个人劳力的结果，各个人能劳力，社会生产自然就丰富了；假如大多数的人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社会怎么能生存呢？

又如杜威先生说，希腊文化很发达科学的思想也很发达，何以希腊没有物质科学家呢？何以物质科学到十九世纪才发展起来呢？因为希腊人瞧不起做工的人。瞧不起做工，就不会做实验；不会做实验就没有物质科学家了。

我们中国，素来把政治道德两样合起来，做立国的中心。我们的学校，也不外政治道德四个字。几千年来的教育宗旨，都是一个“拯世救民”的仁政主义，牧民政策：今天以百姓当羊来牧他；明天羊肥了，就来吃他，你看中国几千年的“一治一乱”，不是羊痩牧羊，羊肥吃羊的后果么？

现在我们假设百姓是羊，我们要羊自己有能力来寻草吃，不要人来牧；那么羊虽肥，不怕人来吃他的肉。这是讲句笑话罢了，我们那里可当百姓做羊？百姓都是活泼泼的人。我们把百姓的能力增高起来，使他们有的独立生产力，那要人来施仁政，来牧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