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产权房558吴女士平时出行，常常要路过成都科分院（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每次路过，都会看到自己居住过的三栋老房子还在。在吴女士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三张上世纪90年代的购房凭证。
三栋房子，分别是成都科分院建于1958年的图书楼，建于1976年的76楼，建于1995年的95楼。其中，图书楼是公房；76楼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公房私有化，成了职工福利房；95楼是商品房的过渡——单位集资建房。
从出生到考上大学，吴女士在这三栋老楼里度过了人生的初始阶段。而家中收藏的三张购房凭证，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住房制度的不断变革。
第一套房
图书楼改建的职工宿舍
· 格局 ·
两家人共享一室两厅
图书楼，顾名思义，在改建成职工宿舍前的职能，是收藏图书，因此它的结构并不十分适合居住。这座四层的小楼原本设计为每梯两户，每户46平方米，一室两厅。每户的卫生间，都独立设在走廊的阳台上，只有一个蹲坑，墙上悬挂着热水器。每到冬季，在这样敞开的卫生间洗澡可以说是一件受罪的事，冷风从敞开的阳台肆无忌惮地吹进来，热水打在身上也驱不散寒冷。
由于住房紧缺，两户中间的墙上开出了第三扇门，每层楼变成了三户人家。据吴女士的父母回忆，包括吴女士他们在内的两家人，共享原本的一室两厅，把中央14平方米的房间一分为二，形成各自“一室半”这样奇特的场景。这样划分后，吴女士家拥有7平方米的卧室、16平方米的客厅、4平方米的厨房和过道，与邻居共用卫生间，一家四口人（包括一位保姆）挤在这里生活了4年。
吴女士的父母当年拿的都是干部工资，加上没有其他负担，很早就购买了彩电和冰箱，整套家具将不到30平方米的小家塞得满满当当。吴女士的母亲现在还对那时的家具记忆犹新，品牌、尺寸、价格、购买时间，都如数家珍。
“18英寸的长虹彩电，1988年赶在长虹涨价之前抢到的，花了1430元。当时的长虹彩电供不应求，很快就涨到1800元了。”对于当时果断下手，抢在了涨价之前，吴女士的母亲十分得意。
“冰箱是进口的，110升，也是（19）88年买的，花了990元。”说到进口冰箱，就不得不提那个年代的特色。“当年只有留学、因公出国回来的人才有资格买进口家电，他们有购买‘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的指标。我们是通过侨汇公司购买的指标。”
· 装潢 ·
地上水泥砖，墙面石灰水
“没有装修一说，地面是水泥砖，墙面是加了蓝色涂料的石灰水。一组6个韩式沙发，尼龙的沙发面料，花了600元。其他家具总共花了800元，还有一辆五羊自行车，一辆永久女式自行车。这在当时已经奢侈得不得了啦。”
虽然居住条件逼仄，但日常生活的花费非常便宜。当时吴女士父亲的工资每个月有108元，母亲107元，单位每月只收取几块钱的房租，水电费只有1元钱左右。没有物业管理费，垃圾清理、公共区域卫生、绿化都由单位后勤管理处负责。
家属大院里最让老一辈人怀念的，是亲密无间的邻里关系。吴女士小时候常常是在邻居家吃过晚饭，才在母亲的千呼万唤中钻回家，拍着圆滚滚的肚子看着母亲：“已经饱饱了。”而工作繁忙时拜托邻居暂时照顾孩子，更是家常便饭。
第二套房
福利房
· 凭证 ·
只有一张收据
1993年，单位将公房作为福利房出售给职工，吴女士家搬到了面积稍大的76楼。
这种5层楼，每层4户的老式居民楼，在成都已经不常见了。单元楼梯间的左右两侧各开了一扇木门，门后狭长的走廊上各有两户人家，共用阳台和晾衣绳。相比图书楼，最大的不同是卫生间在室内，虽然仍然只有一个蹲坑的大小。由于建筑设计时出现了细微的失误，楼梯间的形状让内侧两户的客厅位置有一个难以利用的夹角，减小了实际可用面积。几经考量后，吴女士家选择把这里打造成一间三角形的嵌入式储藏柜，里面堆放着不常用的杂物。
当时还没有公摊面积的说法，套内建筑面积为39平方米，一室一厅一厨一卫。1993年，吴女士的父亲缴纳了3774.72元的购房款，唯一的凭证就是一张“四川省非经营性结算统一收据”，没有任何其他合同、协议书。这张收据看起来简陋又单薄。圆珠笔填写的付款方、收款人姓名，摘要处写明收款名目为“交购房款”，大写的金额上加盖了工作单位的公章，乍一看，仿佛是在街头小店买文具时开的发票。吴女士的父亲对此十分感慨：“现在购房合同上至少有20多个条目。”
25年前，吴女士父母的工资总和为500元出头。即便如此，3700多元的购房款也要全家人不吃不喝7个月才能攒下来，加上简单的装修，几乎掏空了家里的积蓄。搬家时旧宅里的家具一件都舍不得扔，唯一新增的东芝半自动洗衣机还是外公淘汰的二手货，磕磕绊绊地用到了1997年。
· 生活 ·
电话成幼时最爱的玩具
搬家后为了补贴家用，父亲选择外派到深圳，，一年只有春节期间才能回家一次。从此电话成了必需品。现在并不觉得座机有多么稀罕，但当年不仅申请流程冗长，还要交一笔4000元的初装费，比买房还贵。装上后，电话成了吴女士幼儿园时期最爱的玩具。
母亲笑话她：“她才不关心通话内容，抢着接电话和挂电话倒是比谁都积极。当时她还不到一米高，电话一响就奔过去接起来，‘你好’‘嗯嗯’‘再见’，我‘抢救’都来不及就‘啪’挂断了。”还有就是母亲在打电话，女儿在旁边捣乱，一不注意就乱按键。“因为女儿，家里多出了一大笔长途话费。”
第三套房
集资房
1995年，单位召集员工集资建房，由单位提供土地，员工提供部分资金。这一批集资房只有两种户型，工人55平方米，研究人员（干部）76平方米，都是一室两厅。
确定参与集资后，吴女士一家把76楼的福利房退还给单位，所得3774.72元划入集资账户，1995年一次性缴纳了21900元的集资款，建成验收后，补交了6379.5元的差额。76平方米的住宅总共花费31654.22元，算下来每平方米416.5元。吴女士的父亲回忆，“那时住房公积金刚刚兴起，我们1998年补差价时确实缴纳了公积金，包含在那张购房发票里。”由于是部分集资，员工只拥有部分产权，另一部分产权属于单位。
“集资房选择位置和楼层有一套标准，按照员工资历打分，分数越高的选房排名越靠前。评分标准包括工龄、所龄（在单位工作的年限）、职称、学历等。”吴女士父亲的评分不算高，轮到选房时只剩下三单元的一楼和七楼，考虑到采光和鼠患，最终选择了七楼。顶层冬冷夏热，没有电梯，七楼对老年人很不“友好”。2008年地震后，95楼受损，吴女士家最终搬到了现在的商品房里。
如今居住的商品房，自然条件较好，但从公房到福利房，再到员工集资房，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成都普通居民住宅变迁的标本，成为住房制度不断改革的写照。“出售公有住房、准许私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允许住房商品化、加快开发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到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吴女士感叹，“我都见证到了！”
成都商报记者 吴丹若
(责编：袁菡苓、高红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