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产权房558
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在西藏托林寺进行采集工作。
巴梁圣母院的大火，让世界心碎神伤。文物之殇，就是文明之痛。每一件传世瑰宝的逝去，都是在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剥下一块碎片。
此刻，大文豪雨果在不朽名著《巴梁圣母院》里发出的疾呼，尤显振聋发聩：不管建筑艺术的将来如何，在我们期待着新的纪念性建筑的时候，还是把古老的纪念性建筑保存下来吧！
如何让传世文物保持当下的姿态继续在历史长河中前行，使将来的人们仍然能与今天的我们一样，追思先民创造的灿烂文明？
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告诉我们：利用现代科技为文物建立数字档案，能让文物在二进制的世界中获得永生。今天，我们应能格外体认这项工作的重大价值和深远意义。
巴梁圣母院的劫难还提出了警醒：记录保存文物原真数据是在与时间赛跑，亟需更多专业力量投入，在一切变得太迟之前——让历经千年的容颜永驻。
文化遗产幸有数字档案
“所有我们今天得见的文物都是劫后余生。”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一座竹林掩映的小楼里，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李志荣副教授翻看着巴梁圣母院大火的新闻报道，心情沉重。
“抛开其他种种破坏不谈，还有一项最终的不可抗力：时间。不仅文物的本体受到威胁，其承载的信息也时时发生变化。”李志荣说，“如果我们不去记录，可能文物在下一秒就会永远消失。”
这让人难以接受，却是事实。多少代人习惯了看到巴梁圣母院矗立在塞纳河畔，她安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却在一个普通平静的下午陷于大火。
令人慰藉的是，巴梁圣母院已经有了一份堪称精确可靠的数字档案，将在未来的重建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美国瓦萨学院的历史学者安德鲁·塔隆，花费数年时间对这座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实施激光三维扫描，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探索8个世纪以来时光蕴藏的秘密。他得到了超过10亿个数据点，形成所谓“三维点云数据”，这帮助他搭建起巴梁圣母院初步的三维模型。他还从多个角度拍摄了大量巴梁圣母院的高清照片，获得全景浏览数据和单张的建筑细节图版。
塔隆于2018年底去世，在瓦萨学院他的个人网页上，可查阅到巴梁圣母院数字化工作的阶段性成果。这项未竟的事业，在李志荣和同事们中间引发了同道者的共鸣。
浙大文物数字化工程师欧阳盼仔细查看了塔隆的工作，认为其总体思路和实施方法都与浙大团队非常类似。2018年，浙大和山西文博集团合作，完成了对山西省一处元代建筑群——广胜寺水神庙的数字化采集，正是采用三维激光扫描和多图像三维重建相结合的技术方案。目前，这座在14世纪早期建成的古代庙宇所包含的大量数据正在进行后期处理，以期得到最终的彩色精细三维模型。
近10年来，沿着中国文化边疆和陆、海丝绸之路的主要站点，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与遍布全国的合作者们已经完成了数以百计的项目。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在浙大按1∶1的比例重建，初唐精美雕像和壁画的色彩与质感精确还原；云冈石窟10米高的坐佛按原比例高精度3D打印，“走出”山西，在青岛落户；青藏高原深处古代寺庙的珍贵壁画，原真采集、在江南重现，千年前的笔触纤毫毕现；脆弱不堪的泉州出水宋船，第一次有了全真三维模型，在数字世界中再度“扬帆出海”……所有这些文物，都是人类文明不可割舍的珍宝。
“凭借自主研发、不断升级的文物数字技术，我们让更多的文物‘活起来’。”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曹锦炎教授表示，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多年来开展的工作，正是为中国文化遗产建立数字档案，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保存和贡献数字时代卓越的地方知识和文化记忆。
先进科技开拓考古新空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用来测量描绘中世纪建筑的，仍然是中世纪的工具：铅垂、绳子、尺子、铅笔。”塔隆谈及激光扫描巴梁圣母院时说的这番话并非调侃之语，而是道出了考古工作面对的一个急迫问题：先进技术的缺席，正在妨碍我们获得可靠的成果。
“把浙大实力雄厚的数字信息技术引入考古工作，使我们对文物的数字化记录达到了最高标准，即可复原的水平。”李志荣说。在更广阔的视野中，与理工学科的交叉融合，也是文科发展的新探索。
新技术带来了新发现。对文物的数字化记录，成为一种深刻的学术工作，能够弥补错漏，启迪新知。
在山西水神庙，浙大数字化团队不仅用激光扫描精确捕获古建筑的结构，对寺庙中的雕像、壁画也一一周密记录。“用多光谱探测水神庙应王殿内一处壁画时，我们惊喜地发现现有图层下藏着年代更为久远的笔触，显然这里经过历朝画师的修复。”欧阳盼说，这层层涂抹的壁画，既向今人诉说水神庙漫长历史中此前不为人知的故事，也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重建一块刻有百余字的古代石碑，如何真实地还原每一道刻痕的纹理，成为困扰考古学家的难题。靠人工，一位熟练的专家尝试了近两个月，仍无法完美地实现。而采用浙大研发的高精度纹理自动映射技术，软件通过分析大量高清图片，自动在数以亿计的像素中选中最优的一块，映射回这些像素原本的位置上去，两个小时就完成了准确重建。山东青州龙兴寺佛像石雕繁复的纹理，泉州宋船每一片木板的纹路，都以这种方法完美实现了三维重建。
位于青岛的云冈石窟复制模型，由842块3D打印部件拼装、填充、拼缝处理而成，最终效果让人用肉眼无法分辨出这是真石窟还是复制品。打印这些部件，20台3D打印机用0.4毫米粗的“画笔”，昼夜不停“画”了6个月。置身复制窟中，即使触摸着岩壁与雕像，强烈的砂砾感也给人原真的触觉，如果手势重一些，还会有几粒沙子粘到手指，像极了石窟寺被风化的痕迹。这是浙大团队专门研发的喷漆材料，呈现了逼真的梁砂岩质感。
“在考古工作中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代替手工操作，不只是因为这样速度快，更重要的是，计算机技术能达到人力难以企及的精确度。”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计算机专家刁常宇副教授说，“我们总是在追求原真记录文物本身。在‘求真’这一目标上，给自己定的是最高标准。”
守护文脉文化传统绵延不绝
抢救文物信息，传承文化遗产，绝非是等到文物蒙受大难后才幡然醒悟的举动。在迅猛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做出明确的选择：守护传统，存续文脉。
浙大积极担起文化传承这一大学的重要使命：2008年组建了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09年决定筹建艺术与考古博物馆，2010年建立文化遗产研究院……
这一系列前瞻性布局的重要价值如今日益凸显。仅在2018年，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就完成了十余个项目：浙江省档案馆参事室全部馆藏文书、馆藏的数字化，为其建立了档案数据库，是1949年前后至今浙江历史档案的珍存和再现；成都市90%壁画的数字化保存工作，为各种濒危壁画建立了可靠的数字档案；西安碑林博物馆19件套(193件)国宝级碑刻的数字化，采集了目前数字化工作中级别最高的数据……“一年新增数据量达到60T，相当于收录了6座博物馆。”李志荣说。
雨果在《巴梁圣母院》里曾提出一个深刻的命题：“这个将毁灭那个。”他指的是印刷术将使建筑彻底丧失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今天，在印刷术之后，人类又发明了数字信息技术。新技术不仅没有带来毁灭，反而使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获得了全新的储存和传播方式，传统文化的丰厚给养注入了更多人心中。
专家表示，文物数字化现在已成为文物保护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亟需加快推广专业方法，制定专业标准，培养专业人才，系统性地提升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建设和文物数据的共享利用。据了解，在山西水神庙的工作中，浙大团队开展大量试验，以验证、完善古建筑、彩塑、壁画等文物数字化的系列标准，成果将于近期发布。
“让1000年后的人仍然可以通过我们记录的图像、色彩、造型、材质来了解那些曾经生活过的人们，，获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李志荣说，“这就是我们对于这项工作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