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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就是一种大学或剧院，有才华的人不仅有机会在那里展示自己在议会事务和公共事务方面的才能，而且有机会展示他们的个性与人格。

——丘吉尔1940年2月在议会大厅午餐会上的演讲[1]

合理地关照自身利益，于公于私都谈不上邪恶。假模假式地说，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声名鹊起的政治家和军人，对自己的进步都漠不关心，对伤害从不介怀，或者说他们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为了大众利益，这些都很矫揉造作。

——丘吉尔：《马尔伯勒公爵》[2]

1900年7月28日，珍妮·丘吉尔嫁给了乔治·康沃利斯-韦斯特，一位英俊的军官，一个几乎没有什么财产保障的人。乔治比她的大儿子只大两周。丘吉尔早在前一年就警告她，“美好的感情无法与空空的胃和谐共处”，结果被丘吉尔说中了，这对夫妇很快就没钱可花了。[3]这场暴风雨般的婚姻以康沃利斯-韦斯特公开抛弃珍妮，两人最终于1913年离婚而告终。但是很显然，丘吉尔现在还不能对他的信托基金抱太大期望。议会议员直到1911年才开始有薪俸，所以他需要赚钱。

1901年2月中旬前，在议会休会期，当选后的丘吉尔在英国和北美做了一系列公开演讲，主要讲他在南非的冒险经历，配以用早期“幻灯”投影仪播放的幻灯片。这次巡回演讲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演讲中他小心翼翼，不想表现得过于虚荣。在一次晚宴上，他开玩笑说：“我一直在读一本叫作《两次被俘》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很特别，因为被俘虏本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样的话，写一本叫作《两次破产》的书也一样简单。”[4]丘吉尔在英国国内做了29场演讲，收入3782英镑。常去丘吉尔位于梅费尔山街105号的公寓（桑尼·马尔伯勒免费借给他的）拜访的伊恩·汉密尔顿曾回忆说：“他特别兴奋地告诉我，他发现自己能像鸟一样，从大树的枝干上跳开，远离准备好的演讲进行即兴发挥，然后在任何人都没有察觉或抓到他之前，再跳回来。”[5]1900年11月，丘吉尔被选为“卡尔顿俱乐部”的会员，这几乎是成为保守党政治家的一个先决条件。巧合的是，丘吉尔和另一位新议员、加拿大出生的商人安德鲁·博纳·劳同一天当选“卡尔顿俱乐部”会员。

1900年12月8日，丘吉尔乘坐丘纳德公司的“卢卡尼亚号”轮船抵达纽约。他对科克兰说：“这次来美国我追求的是利益而不是乐趣。”他承认，“在登上美国思想与讨论的海洋风暴之船时”，感觉到“不小的恐慌”。[6]他对在码头等待的记者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找人结婚。我不打算结婚，我希望这一点能得到正面报道。”[7]当被问及是南非白人姑娘还是上帝帮助他成功越狱时，他神神秘秘地回答：“有时是一回事。”[8]当晚，在新闻俱乐部享受餐后白兰地和雪茄时他说：“在游历许多国家后，在行遍整个欧洲后，在做过布尔人的囚犯后，我发现，讲英语的人终究都有一个与其他白人不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爱洗澡，定期洗澡。英国和美国被浩瀚的海水分割开来，却被浴缸里永恒的肥皂泡和洗澡水连接起来。”[9]对于他日后倡导的“英语国家兄弟般的联合”概念，这很难说是一个崇高的开场白。

12月10日，丘吉尔在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会见了已当选尚未就职的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但两人相处得并不好。罗斯福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看到了英国人[10]温斯顿·丘吉尔，虽然他算不上一个有魅力的人，但是我对他说的一些话还是感兴趣的。”[11]罗斯福的女儿后来很机敏地指出，他们之所以没有建立起友谊，是因为他们俩太相似了。就像马克·吐温在6天后丘吉尔的第一次纽约演讲中介绍的那样：“丘吉尔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美国人，这样的结合无疑会创造出一个完美的人。”[12]

和许多美国人一样，马克·吐温也反对布尔战争。在丘吉尔造访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时，学校里嘘声四起。不过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转移芝加哥爱尔兰裔美国人对他支持布尔战争的敌意。这些听众是带着仇恨和威士忌酒喝倒彩的。在对一场战斗的描述中，丘吉尔没有严格地尊重历史，他把英国描绘成一个濒临惨败的国家。“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都柏林燧发枪团来了！冲锋的号角吹响，敌人被一扫而光。”[13]观众们在仇英情感与血缘关系之间纠结了片刻，然后就满腔热情地为想象中的爱尔兰的胜利欢呼起来。

“我非常自豪，100万人里也没有一个人能像我这样，在这个年龄，在没有任何资金的情况下，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赚到了1万英镑（约合现在的100万英镑）。”新世纪的第一天丘吉尔对母亲吹嘘道，“但有时这也是一个令人很不愉快的工作。例如，上周我来到美国的一个小镇做演讲，却发现（组织者詹姆斯·B.）庞德少校没有为我安排任何公开演讲，而是花40英镑聘请我来一个私人住宅做表演——就像请来一个魔术师一样。”[14]丘吉尔赚来的钱由他父亲的朋友、金融家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为他做投资，以便继续获利。

1901年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当时丘吉尔正在温尼伯做演讲。“我很想知道有关国王的事情。”丘吉尔以讽刺的口吻询问母亲，爱德华七世是她从前的情人之一。“他是否会因此而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会卖掉自己的马，赶走身边的犹太人（因为这位威尔士亲王从犹太金融家那里借过不少钱）吗？还是会把鲁本·沙逊像皇冠上的珠宝或其他象征王权的徽章那样供奉起来？他会变得特别严肃吗？他会继续对你友好吗？吉宝[15]会被任命为皇室第一夫人吗？”[16]第二天，他与明尼阿波利斯的美国实业家詹姆斯·C.扬赌了100英镑，扬认为大英帝国将会在未来10年内“大幅缩减”，他认为不可能。[17]他当然赢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当时是不是真做了权衡和选择。

他在2月2日启程回英国时买了一辆汽车——法国梅瑟（他拥有的唯一一辆非英国车），尽管他还不会开车。几年后他告诉一位朋友，他从未想过要别人教他怎么开车，而是拿到车，直接开走。他承认曾经在海德公园角和“一辆公共汽车发生了一点儿小麻烦”，“造成一些损伤”但是“修补好了”。第二年他用一天的时间从伦敦开车去了约克。[18]丘吉尔习惯开快车，经常闯红灯，遇到交通堵塞时偶尔还会开上人行道。[19]他开车时没有耐性，无视交通规则，这似乎与他对生活的总体态度完全一致。

1901年2月14日，丘吉尔开始就职下议院。他后来写道：“能够参加这个著名立法机构的讨论商议活动，我感到非常荣幸。几个世纪以来，是它指引英国渡过了帝国之路上的无数危险。”[20]令他惊讶的是，他到议会后的第一次发言，竟然不是他自己主动要做的。在他前面发言的人，是自由党新的形象代表大卫·劳合·乔治，他对正在讨论的法案提出一条措辞适度的修正案，但是他的整个演讲对保守党进行了活灵活现的猛烈抨击。[21]因此，在保守党议员托马斯·鲍尔斯的鼓动下，丘吉尔于2月18做了自己在议会的“处女演说”。他说：“总的来说，比起只发表演说而不提出修正案，这位可敬的议员如果能够只提出修正案而不发表演说可能会更好些。”[22]这句俏皮话让保守党人笑声四起，下议院的同僚们发现，做丘吉尔的听众可能会是一件既愉快又有收获的事情。但是丘吉尔处女演讲的其余部分，却让他们笑不出来了。他提出一旦布尔人被完全打败，就要对他们宽宏大量，其中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我是一个在战场上战斗的布尔人——如果我是一个希望自己在战场上战斗的布尔人……”[23]这时，有人听到坐在前排座位的约瑟夫·张伯伦说：“这话会让我们丢掉议会席位的。”[24]丘吉尔接着说：“我所看到的这场战争——我有时确实能从这场战争中看到些东西——我相信，相比其他战争，尤其是那些内战，这场发生在南非的战争从整体上说是在不同寻常的人道主义和宽宏大量中进行的。”（将布尔平民拘留在集中营，最初是为了在她们的丈夫和兄弟不在的情况下保护她们，只是到了后来，疾病暴发才导致1.6万人死亡。）

丘吉尔说，他希望英国胜利后，布尔“那些在战场上勇敢但并没有快乐地战斗的人”，可以获得“对其财产和宗教安全的充分保证，对平等权利的保证，对代表机构的承诺，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希望他们可以获得）英国军队最愿意给予勇敢而持久的敌人的东西——战争的荣誉”。他的结束语颂扬了用战争来巩固帝国统一的方式。“无论我们在持怀疑态度的开普殖民地朋友那里失去了什么，”[25]他说，“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我们得到了10倍，也许是20倍的补偿。那里的人民，哪怕是在最遥远省份的最卑微的农民，亲身经历了冲突后，都已经能够意识到，他们属于帝国，帝国也属于他们。这是他们以前从未意识到的。”[26]在演讲结束时，他动情地提到自己的父亲：“如果不把我的感激之情表达出来，我将无法就座。感谢诸位带着善意与耐心到下议院来听我演讲，我知道，大家把这种善意与耐心赐予我，并非出于我本人的原因，而是因为很多尊敬的议员至今仍然还保留着某种美好的记忆。”[27]这次讲话得到广泛的报道，因为丘吉尔事先就向新闻界公布了讲稿，这在当时被解读为一种无礼的、实际上几乎可以说是粗暴的做法。

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在1874年进入下议院时，加入了一个反叛者的队伍。这些人后来被称为“第四党”，因为他们经常背叛保守党的领导层。他的儿子在议会任职的头几年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加入了一小群贵族反叛者，为首的是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儿子休·林基·塞西尔，这个小集体后来被取了一个“休里干”[28]的诨名。虽然塞西尔是一个反动派分子，丘吉尔是托利式民主派分子，“休里干”成员却经常一起吃饭，一起投票。总的说来，他们被视为几个聪明的年轻人，其叛逆的目的是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从而获得官职。不出所料，那些出身没那么好但是更忠诚的保守党的后座议员对他们产生了一些不满。

没等多久丘吉尔就有了反叛的机会。1901年3月，当英国陆军大臣圣约翰·布罗德里克宣布将陆军的规模扩大50%时，丘吉尔看到一个为父亲申辩的机会。他跟财政部的朋友弗朗西斯·莫瓦特爵士学习了一门主流经济学的速成课程，之后提出将所得税在目前水平上降低5.8%的主张，有人认为降幅之大已达到危险程度。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削减而不是增加军费。丘吉尔花了6周时间来准备对布罗德里克的军队预算进行抨击。5月13日，他在下议院发表的第二次演讲，距离他的处女演说已过去近三个月。他对一名记者说：“我把演讲内容背得滚瓜烂熟，从哪儿开始都可以，可以说倒背如流。”[29]他讲了整整一小时，一次也没有低头看稿。[30]

雄心勃勃的布罗德里克计划组建一支由6个军团组成的英国陆军，其中3个军团在战争爆发时将被派往欧洲大陆。丘吉尔在谈到这6个军团时说：“要激怒别人，6个军团够用了，但是要吓倒别人可还不够。”[31]他认为只有海军才能够保卫英国，而陆军只需要成为帝国警察部队，不需要参加英国在欧洲大陆的任何军事行动。他引用他父亲在辞职前几天写给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信：“那些鼓励好战的陆军部和海军部去冒风险的人，我拒绝与你们站在一起。那些风险是其他国家在不得已时才会去承担的，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行为。”在演讲结束时他说：“我很高兴下议院允许我在时隔15年之后，再次举起缩减开支、振兴经济的大旗”。[32]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传统的保守党人，与托利党的命运紧紧相连”，但是，他坚持要为“削减国防开支”这一事业发声，虽然这样做不受保守党欢迎，“因为这是我继承而来的一项事业，为了这一事业，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曾做出任何一位现代的大臣都未曾做出的牺牲”。[33]

“欧洲战争必定是残酷的、令人心碎的，”丘吉尔预测说，“如果想要享受胜利的苦涩果实，可能在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必须贡献出我们整个国家的成年男子，我们在和平时期的产业会整个搁浅，每个社区都需要调集所有生命力送往前线。”他认为，战争的整个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过去那种由专业士兵组成的小规模正规军发动有限作战行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此相反，在1916年征兵和全面战争爆发前15年，他就敏锐地指出：“欧洲战争只能以被征服者的毁灭和征服者同样致命的贸易断层与枯竭而告终。民主比内阁更具报复心，人民战争比君王战争更可怕。”[34]

这篇极具先见之明的演讲稿，在背下之前丘吉尔至少写了6稿。用一位政治记者的话说，它“对国防问题的把握让下议院兴奋不已”。虽然只有17名保守党人对丘吉尔形容为“荒诞加荒谬”的布罗德里克计划投了反对票，但是布罗德里克还是撤回了他的计划。丘吉尔在议会中一战成名——尽管这一战是与自己的党派进行的。

1903年年初，布罗德里克提出英国陆军扩张新计划，丘吉尔也应声发起进一步的反攻。一有可能，丘吉尔就会使用嘲笑和幽默的措辞。1月时他曾对奥尔德姆的听众说：“有一天我路过白厅，看到新的陆军办公大楼即将建在精神病院理事会和精神失常管理委员会的旧址上。”[35]丘吉尔相信的是一支强大的海军，而不是庞大的常备军。他说，他“并不是在为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做辩护，但是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准备不足就可以得到弥补。没有它，一切的准备，无论多么精心、多么费力、多么巧妙，都无济于事”。[36]4月，他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一问题的演讲集，名为《布罗德里克先生的陆军》。在之后他整个的职业生涯中，他都会将自己就某一问题发表的演讲结集出版。

同一时间，丘吉尔写信给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询问自己是否会因为在火车伏击中的英勇表现而“获得军队的嘉奖或勋章”。他写道：“我怀疑当局会认为这整件事就是一个新闻骗局，事实并非如此。当然，和所有其他议会议员一样，如果只是为了自身利益，我对那些闪闪发光的代表荣誉的小玩意儿毫不在乎。但是，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也像其他人一样，要‘为我的选民着想’——也许我还应该考虑一下任何一位可能成为我妻子的女士的感情。”[37]但是最终，除了他那个争强好胜的名声变得更加深入人心，其他的他什么都没得到。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晨邮报》的编辑把丘吉尔的一篇演讲稿的校对稿寄给他，在他的一段发言之后，稿子中有一处用括号括起来，写着“欢呼声”。丘吉尔返回的稿件中却增补了这样的编辑内容：“热烈而持久的掌声。”[38]

丘吉尔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演讲，他的听众越来越多，每一次成功的出行都能让他更加自信。[39]他还设法控制了自己对那些毁掉他父亲政治生涯的保守党高级官员的不满情绪，至少目前是这样。最终，他还是把《河上的战争》一书献给了索尔兹伯里勋爵，并加入由索尔兹伯里之子领导的“休里干”小集体。下议院的保守党领袖阿瑟·贝尔福是索尔兹伯里的外甥，还是他的指定继承人（所以有时人们会说，“朝里有人好做官”）。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贝尔福曾是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朋友，偶尔也是他的盟友，但在伦道夫勋爵辞职的危急时刻，他毅然与索尔兹伯里站在了一起。

到1901年12月，丘吉尔开始获得强烈的对社会的良知，主要是因为他阅读了本杰明·西博姆·朗特里的著作《贫穷：城镇生活研究》。他在给父亲的朋友J.摩尔·贝利的信中写道：“我觉得一个能够统治大海，却不能冲刷下水道的帝国没有什么荣耀可言。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平衡良好的政策……一个可以协调国家的发展扩张与社会的舒适安康的政策。”[40]朗特里的这本400页的书在两年内发行了五版，它对约克郡可怕的贫穷和肮脏的贫民窟进行了极为详细的调查。该书的结论是：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在一个或许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可能有超过1/4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41]该书所要传达的信息与托利式民主所要进行的社会改革完全吻合。正如大家知道的，托利式民主是丘吉尔从他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而他父亲是从迪斯累里那里继承而来的。

丘吉尔为朗特里的书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论，但并未发表。在谈论了贫困的定义、穷人的营养匮乏、打零工的悲惨生活和住房与房租等问题后，他重点强调了他思考的核心问题：贫困是一个“阻碍”陆军和海军“征兵工作”的严重问题，“如果百姓的身体发育不良，残疾变形、不适合当兵入伍，而军队又正缺兵源”，他哀叹道，那么大英帝国的未来“简直不堪设想。因此，尽管这看起来很奇怪、很古怪，几乎难以置信，但是我必须说，实际上我们的帝国声誉与他们的处境不无关系”。[42]丘吉尔最后的结论是，“如果英国成年男性人数锐减，以致国家征不到足够的新兵与帝国殖民地的兄弟们并肩作战”，那么那些政治家“必须要承担一定的责任”。[43]他对社会改革的兴趣不但没有背离他对帝国的信仰，反而与之密切相关。

对社会改革和消除贫困的兴趣让丘吉尔认识了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要不是这样，他根本不可能认识这些人。1903年7月8日，社会主义先锋思想家比阿特丽斯·韦伯在日记中写道：“和温斯顿·丘吉尔共进晚餐。第一印象：好动，到了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没有能力从事持久而枯燥的劳动。任性、傲慢、浅薄、反动，但具有某种个人魅力，胆识过人，还具有一些独到之处，不是智力方面，而是性格。更像一个美国投机分子，而不是英国贵族。只谈论他自己和他的竞选计划……‘我从不做别人能替我做的脑力劳动’。”[44]（这显然是个玩笑，但这位缺乏幽默感的社会学家却把它当真了。）她接着写道：“但我敢说，他也有好的一面，他那样地位和职业的人，如果不懂科学研究、哲学、文学和艺术，对宗教更是知之甚少，通常就会利用自己身上那种低劣的玩世不恭，在一个一起吃饭才刚刚认识的熟人面前将这一面遮掩起来。但是他没有，他的胆识、勇气、机智和了不起的渊源可能会带领他走得更远，除非他会像他父亲那样摔得粉身碎骨。”[45]

韦伯的判断在几个方面相当令人信服。当然，丘吉尔是了解宗教的，他只是不认同而已，但是她对丘吉尔的个人魅力和独到之处提出了一些可取的见解。在丘吉尔是否能够努力工作方面，她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丘吉尔觉得某件事很重要，他就可以把注意力完全集中起来，将自己强大的记忆力全部用于对相关事实、引文和统计数字的掌握上，这样一来，就没有记者、故意找碴儿的诘问者或议会的对手能够战胜他。

随着丘吉尔关于社会的思想的不断发展，他对建立一个政治上的中间政党的想法产生了兴趣，这个政党可以把保守党和自由党中最优秀、最温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砍去现有两个政党极端的羽翼。这样一个将理性和自由思想的中间派政客联合起来的梦想一直伴随着丘吉尔，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1901年12月，在前首相罗斯伯里勋爵在切斯特附近发表一个大致遵循这一中间原则的演讲时，休·塞西尔提醒丘吉尔说：“想要加入一个‘中间党’，本来有个中间党就再好不过了。但是现在没有……举个例子，如果你被任命为罗斯伯里政府的一员，而你不能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联盟党立场，那么你简直是疯了。”[46]丘吉尔仍然渴望着建立这样一个同盟，去占据英国政治的中心地位，同时将社会主义者拒之门外。困难在于，任何能够引起英国政治重组的谋划，迟早都会被人知晓，那时他就会被视为密谋者和政党叛徒。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902年，丘吉尔开始为撰写他父亲的一部两卷本传记做调研工作。这一过程对他产生了影响，重新揭开他心里那道“伦道夫勋爵可能在托利党的层级统治中遭遇不公”的伤疤。索尔兹伯里于1902年7月辞职，贝尔福继承了首相的职位，而丘吉尔可能会认为，换一种情况的话，这一职位会归他的父亲所有。贝尔福去世后，丘吉尔出版了《伟大的同时代人》一书，对贝尔福的智慧和魅力赞赏有加。但他随后写道：“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涉及公共事务的冷酷无情。他不会允许政治上的敌意成为私人生活中的障碍，他也不会……让他的个人友谊，无论多么紧密和牢固，妨碍他解决国家问题。”[47]

在该书写作的调研过程中，丘吉尔借用了父亲的朋友们与他之间的信函，不过最体现父亲苦涩心情的，却是母亲手里的信函。他曾于1891年给她写信说：“真正的托利式民主已经结束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让我再为托利党举手、投足、发声。”“我明白自己确实犯了一个大错，但是也不该遭遇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体贴、任何宽纵、任何旧情、任何感激的境况——我得到的只有怨恨、恶意和谩骂。我累了，也厌倦了这一切，我不想继续自己的政治生涯了。”[48]这样一封自艾自怜的信——他试图把自己的政党领袖赶下台，却为什么会期望得到宽纵或感激呢？——却让他的儿子与贝尔福和托利党领导层的关系疏远起来，尽管他与他们还坐在同一党派的议席上。另一位保守党议员温特顿勋爵回忆说，早期的丘吉尔“似乎就喜欢去引起别人的怨愤，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他似乎就喜欢‘和人叫板’”。[49]

“经常有一些知名人士会问我为什么总爱到处引用我父亲的话，”1902年1月，丘吉尔告诉布莱克浦保守党协会，“我的回答是，我也很愿意引用其他任何人的话，如果我发现他们所发表的意见从道德上到精神上都能够确切表达我自己的观点。但是现在我们特别缺少能够领导这个国家的人。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老人，但是已经不能指望他们对任何事情都能集中注意力了；我们也有一些年轻人，但是谁也不能指望会有人注意他们。”[50]听了这话，大家哄堂大笑，他讲的许多笑话都会有这样的效果。

1902年，在一次采访中，当丘吉尔被问及政治家应具备何种素质时，他说：“能够预测明天、下周、下个月、明年将会发生什么，以及……解释为什么没有发生。”[51]他还会拿议员的工作说俏皮话：“要求他站着，他却想坐着，人们却知道他会躺着/撒谎（英语中“lie”是躺着的意思，也是撒谎的意思）。”[52]对丘吉尔来说，机智是至关重要的，他把机智变成了他政治武器库里的一件特效武器，可以用来转移批评、嘲笑对手、缓和紧张局势。他知道，在崇尚长篇政治演讲的维多利亚时代，如果想要指导别人、说服别人、鼓舞别人，他就需要知道如何让大家获得乐趣。人们把他当作幽默大师，拿他与同时代的希莱尔·贝洛克、诺埃尔·科沃德和P.G.沃德豪斯相提并论，将他对笑点的时间把握与格劳乔·马克斯相媲美。了不起的议会智多星A.P.赫伯特曾指出，印刷在纸上的文字是无法公正地描述丘吉尔的，因为“那上面没法体现现场的情形、当时的环境、独特而充满活力的声音、停顿、笑声，还有闪烁在脸上的顽皮和孩子气”。[53]即使在二战最糟糕的日子里，丘吉尔也总是设法在他的演讲中注入一些幽默成分。相比之下，斯坦利·鲍德温、拉姆齐·麦克唐纳和内维尔·张伯伦等首相却很少在内阁中进行机智对答，有时是因为他们做不了，有时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合适。相反，丘吉尔经常运用幽默的手法，既有自嘲式的幽默，也有刺穿对手自负的幽默。当他在议会大厅站起来发言时，大家都期待着他能说出些可以引用的俏皮话。

丘吉尔对托利党的感情充满矛盾，这意味着他在下议院的政治活动主要围绕着“休里干”小集团展开，而“休里干”和正式的联盟党只有一半的附属关系。上议院档案馆里的“休里干”用餐簿，实际上就是爱德华七世时期的联盟党名人录。俱乐部在周四晚上为部长们和有影响力的议员们举行晚宴，丘吉尔几乎出席了所有晚宴。人们会为“纯洁、吝啬和波斯湾”祝酒，也会为“挥霍、个性和媒体”干杯。排在塞西尔和丘吉尔之后的“休里干”领军人物包括苏格兰贵族伊恩·马尔科姆，第16代德比伯爵的儿子阿瑟·斯坦利，以及诺森伯兰郡第七代公爵的长子珀西伯爵。作为一个存在时间虽短却颇具影响力的议会反叛集团，“休里干”赞扬过的人物包括圣约翰·布罗德里克（尽管丘吉尔曾对他进行猛烈抨击）、约瑟夫·张伯伦的儿子奥斯汀、阿瑟·贝尔福、自由党议员爱德华·格雷爵士、罗斯伯里勋爵和自由党演说家约翰·莫利。

有时他们也会在布莱尼姆宫会面，但“休里干”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面，则是1902年4月25日在下议院进行的。他们请来约瑟夫·张伯伦，他将在关税改革问题上让联盟党走向分裂，就像1886年他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分裂了自由党一样。这位19世纪末的政治巨人临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下来，转过身，很慎重地说：“你们这些年轻绅士对我的招待非常周到，作为报答，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无比珍贵的秘密。那就是关税！它是未来的政治，也是近期的政治。”[54]这次会面让丘吉尔反对“关税改革”（也被称为帝国优先）的立场更加明确，正是这一立场最终使他被逐出联盟党。张伯伦即将提议的关税革命，要对从帝国以外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保护主义高关税，这将会鼓励帝国内部的贸易，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食品价格上涨，让工人阶级为食物付更多的钱。这是像丘吉尔这样的自由主义保守党人所深恶痛绝的。他在写给罗斯伯里的信中说，如果张伯伦是认真的，那么他成立“中间同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他觉得“‘托利自由党’这个名字比‘托利民主党’或‘自由帝国党’要好得多……我必须面对的一个真正困难，就是有人怀疑我只是被无休止的野心驱使：如果出现了关税这样的问题，这一困难就会迎刃而解”。[55]他的父亲在关税问题上完全没有自己的原则，在他那个年代，他几乎是同时提出了自由贸易和帝国优先原则，丘吉尔在他那部表孝心的传记中没有引用任何这方面的信函，这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张伯伦说到做到，他开始倡导一套全面的关税改革方案，这时，丘吉尔知道他的机会来了。5月25日，他在写给贝尔福的信中警告说，张伯伦最近那些鼓吹对殖民地征收特惠关税的讲话“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意图”。他接着警告说：“我坚决反对任何改变我们这个国家自由贸易性质的事情，我认为这个问题比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何其他问题都重要。特惠关税……是危险的，也是令人反感的……这项政策一旦开始，就必然会带来一套完整的保护主义制度，也必然会带来商业灾难和英国政治美国化。”[56]省略号的使用是丘吉尔在表达尖锐论点时经常采用的一个表现戏剧性的例子，因为在全面的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当然有很多的停歇点。在提及美国政治时他表示的轻蔑，可能是对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美国当时的关税制度所引发的掠夺、阴谋和腐败”的肯定。[57]尽管总体上说，丘吉尔对美国是钦佩的，他也承认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日益重要，但他还是这样说了。一个月后，也就是6月22日，他在一场有关预算的辩论中说，他一直认为，发展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应该是英国治国的一个长期的主要目标。[58]在布尔人投降并于5月签署了《弗里尼欣和约》之后，发展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就更加容易了。

“亲爱的温斯顿，”贝尔福在回信中冷冷地说，“我从来不知道张伯伦主张保护主义，不过，毫无疑问，他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是很急迫地——要对食品征税，这确实有那么一点儿保护主义的味道……但毫无疑问，这件事运作起来是极其困难的，需要极其小心谨慎。”[59]贝尔福试图走一条中间路线，结果却毁了自己的首相之路，也引起丘吉尔的强烈不满，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很难看出他还能做些什么，因为那时他的政党正在经历从上至下的四分五裂。多年后，丘吉尔承认，由于他对保守党粗暴对待战败的布尔人的极端反感，以及对军队改革和该党对最近一次选举胜利的利用等问题的深恶痛绝，到“保护主义问题被提出来”时，“我已经倾向于要以最具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他们的所有行动”。[60]换句话说，他就是想要干一仗。

1903年5月28日，冲突终于公开化。在殖民地事务大臣张伯伦正式提出关税改革主张后，丘吉尔立即在下议院发表了讲话。经过莫瓦特的初步介绍，丘吉尔对贸易政策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加入了由大约60名反对关税改革的保守党人组成的“食品自由贸易同盟”，并主动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开始发表讲话，故意表现得夸夸其谈：“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将成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争议。”他预测，在保护主义的政策下，“老保守党及其宗教信仰和宪法原则将会消失，一个新的，也许就像美国共和党那样的政党将会出现，它富有、物质化、世俗，它的意见将会转向关税，它将使议会的游说大厅挤满兜售受保护产业的人”。[61]

在接下来的30个月里，联盟党内部关于关税改革的斗争仍在继续，双方内阁都辞了职。丘吉尔曾经告诉查尔斯·艾德，他父亲之所以能够声名鹊起，原因之一就是“他对格莱斯顿的攻击比任何人都更加粗暴”。[62]确实如此，而丘吉尔自己对阿瑟·贝尔福在关税改革问题上骑墙态度的抨击，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1903年7月29日，在关于《食糖公约法案》的辩论中，丘吉尔称自己这一方的前排座位议员“都是好人，都是诚实的人，他们愿意为自己的观点做出巨大牺牲，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观点。他们愿意为真理而死，要是他们知道真理是什么的话。他们的意见还处于‘预审阶段’，在正式公布之前，首相还会认真修改，再修改”。[63]这种攻击很快激起了坐在他周围的托利党人的激烈反应，克劳德·罗瑟上校说，丘吉尔恐怕是在南非感染了脚气，“因为我听说这种病最显著的特征是头部严重肿胀”。[64]

到1903年8月时，丘吉尔已经确信，下一次选举将会是自由党人一统天下。他在写给《泰晤士报》老板诺斯克利夫勋爵的信中说：“即将到来的局面会让政府的洋洋自得和自我满足大吃一惊。稍加小心，我们就可能建立一个既非保护主义派也非亲布尔派的大中间政府，也就是激进自由派政府，这样就可以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行政效率惊人低下的问题。”[65]那年秋天，他在《每月评论》上发表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许多温和且理性的人今天都处在十分困难的位置上，他们处于党的各种组织中间”。谈到索尔兹伯里和张伯伦在和平条约中强加给布尔人的那些苛刻条件时，丘吉尔说，温和的人“会为帝国的发展与巩固感到真诚的自豪与快乐，但是他们不会愿意看到帝国主义被利用，最终成为一个竞选的伎俩……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组织为人而设，还是人为政治组织而生？”[66]

10月24日，丘吉尔写信给休·塞西尔，这位他在政治上最亲密的朋友，致力于从内部改革保守派所主导的联盟党的保守党同僚。他写道：“我属于英国自由派。我恨保守党、恨保守党人、恨他们的言行举止。我对他们没有一点儿同情——除了对我在奥尔德姆的同胞。我想采取一种大众能理解的、明确的实质性立场。”[67]这封信丘吉尔并未寄出。多年来他写了很多没有寄出的信，这样的信函更应该被看作发泄情绪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对信仰的理性分析，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丘吉尔在政治上的动向。

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特在10月31日写道：“他是个个头不高、方头的小伙子，相貌平平，但机智、聪明、有创意。在思维和举止上，他简直就是他父亲的翻版。他像他父亲一样坚决果断，但是我得说，他在能力上却超过了他父亲。对于传统的东西，他们有着同样的顽皮和蔑视的态度，也具有同样坦率直言、乐于理解的迷人个性。”[68]

11月11日，丘吉尔在位于张伯伦区中心地带的伯明翰市政厅发表了演讲，这充分展示了他的勇气。当地警察局长不得不在大楼外设置特殊障碍物，并使用消防车驱散外面“怒吼的人群”。一位记者记录道：“突然一辆两匹马拉的马车闯进了充满敌意的人群，马车里只有丘吉尔先生一个人。他的态度是那么公开、明显，可以说是明目张胆，简直就是一个将要面对私刑的孤胆英雄。有那么一刻，一切都静止了，人群为其中的某种精神所折服，之后大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69]

一进大厅，丘吉尔就被各种吵闹声和“把他赶出去！”的呐喊拦住。丘吉尔说：“我请求这个伟大的英国人群体，在这个乘坐着进步和启蒙列车前进的伟大城市里，能给我和休·塞西尔勋爵一个公正的听证机会。”[70]人群做到了。在演讲过程中，丘吉尔至少赢得了部分听众的支持。“大家别忘了，政府什么都不创造，它给予的都是它事先拿走的，”他说道，“你们可以通过任意妄为和徒劳无果的政府行为，把钱放在某些英国人的口袋里，但是那些钱是从另一些英国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在这个掏出来放进去的过程中，大部分的钱还会撒在路上。”[71]在结尾处他说：“高保护性关税虽然可能增加资本的利润，但对穷人和最最贫穷的人来说，却是一台被诅咒的抢劫和压迫的发动机。”

12月，贝尔福建议成立一个关税改革调查委员会——一种典型的政府拖延战术——丘吉尔在哈利法克斯的一次公开会议上质问道：“委员会是由首相任命吗？我们有首相吗？”[72]当笑声渐渐平息下来时，丘吉尔——此时他已经熟练掌握了对笑点的时间把控——问道：“贝尔福先生在哪儿？他从哪儿进来的？在这场奇怪的演出中他扮演了什么角色？”[73]对本党领袖的这种攻击势必会带来一些后果，两天后，奥尔德姆保守党协会的人给他写信说，他们对他不再有信心。他提出辞职，并且提出强制进行补缺选举，但协会担心会输掉选举，所以同意在下次选举前，丘吉尔可以继续代表它。1904年1月下旬，丘吉尔正式摆脱了保守党的鞭子。

2月，丘吉尔曾在曼彻斯特说：“有人说保护主义制造商支持张伯伦的提议，是出于对工人的爱。他们爱工人，更爱看着工人工作。”[74]在后面的演讲中他接着说：“你如果认为通过征税可以让人变得更富有，那就像一个人认为自己可以站在水桶里，拎着桶柄就能把自己举起来一样。”[75]3月29日，在下议院，正当丘吉尔起身准备发言时，贝尔福走出了会议厅。当丘吉尔抗议说这是“缺少尊重与敬重”时，整个大臣座椅区的人集体走了出去，之后是在场的后排座位议员，总数超过200人，其中一些人还在隔离围栏那边对丘吉尔发出嘲笑声。约翰·戈斯特爵士，伦道夫勋爵的第四党同僚，将这个情形描述为“我所见过的最肆无忌惮的无礼举动”。[76]只有一小群联盟党自由贸易主义者还坐在丘吉尔旁边的座椅上。[77]一位政治记者写道：“这是有史以来给予议会演说者的最高敬意。似乎他一出现，敌人就逃跑了。”[78]

丘吉尔说，人们想知道，“首相对这个正在纷扰整个国家的话题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因为毕竟我提出一项政策，到底是为了信仰或民众利益，还是出于一种与己方便的政治策略，那是完全不同的”。[79]过了两周多一点儿的时间，1904年4月15日，在奥尔德姆举行的自由贸易联盟成立大会上，他宣布：“在这次巨大的保护主义风潮平息之前，对我来说，政治就是自由贸易。我可以与任何自由贸易主义者合作，或是为他服务，无论他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也无论他属于哪个政党；我会和任何保护主义者唱反调，无论他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也无论他属于哪个政党。”[80]

丘吉尔所做的各种演讲都是脱稿的，甚至是那些长达一个小时的演讲。4月22日，在一场关于《贸易争端法案》的辩论中，发言45分钟后，他突然完全忘记了自己想说的话，就冷不丁坐了回去。议会的官方记录员汉萨德记录道：“这位尊贵的议员在演讲的结尾部分支支吾吾起来，在同情的笑声中，他感谢过下议院的听众后，重新回到座位上。”[81]第二天的头条新闻是“丘吉尔崩溃了”，还有“下议院里令人动情的一幕”。[82]说“令人动情”，是因为丘吉尔的父亲在生病后，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丘吉尔曾对科克兰说，“这次忘词纯粹是机械性的”，但从那以后，他一直确保把每句话的关键词都用他所谓赞美诗的形式写下来，记成便条。据丘吉尔的一位朋友回忆说，那件丢脸的事并没有让他感到气馁，但他从中吸取了教训。[83]

丘吉尔不想在奥尔德姆与他的老战友们作战，一周后的公报宣布，在自由党的支持下，他被选为曼彻斯特西北选区的自由贸易联盟候选人。莱斯利·霍尔-贝里沙，当地一名10岁的小学生，在回忆一次拜访他叔叔——当地一位声名显赫的自由党人时说，丘吉尔是一个“派头十足、有些驼背的人，粉红色的脸庞，上面顶着金红色的头发……他穿着一件丝绸镶边的长礼服，下巴下面是一个很大的翼领，打着黑色的蝴蝶领结。他大踏步走进房间，说话时口齿不清，但也能听懂”。不过，选中丘吉尔的并不是霍尔-贝里沙的叔叔，而是丘吉尔自己的姑父——自由党前内阁大臣特威茅斯勋爵——他娶了伦道夫勋爵的妹妹范妮。丘吉尔的名声几乎可以确保他会在某个地方获得一个席位，但特威茅斯可以确保他在自由贸易大本营获得一个席位。

5月13日，丘吉尔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发表了一次强有力的演讲。他将联盟党人描述为“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组成一个可怕的联盟；在国内极尽腐败，再通过对外侵略来掩盖这一点；耍弄帽子戏法般的关税诡计，实施政党机器的暴政；自己的情感以桶计，爱国主义情感以品脱[84]计；看见国库就张开手，看到酒吧就打开门；提供给百万民众的，是昂贵的食品，提供给百万富翁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在一片欢呼声中，他宣布：“这就是伯明翰的政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反对伯明翰的政策，竖起曼彻斯特的政策大旗。”[85]他在全国各地的大厅和剧院，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继续一遍遍宣讲自己的观点。这些演说虽然有不少搞笑逗乐的内容，但也有很多经过严密思考的推理论证。丘吉尔之所以信仰自由贸易，部分原因基于这样一个普遍认识：自由贸易会促进世界和平。1905年3月，他说了这样一番话：“那些威胁现代世界之宁静的危险，不会来自那些相互依存的大国，那些与别国商务往来密切，并交织在一起的大国，而是会来自那些寻求或多或少远离他国的大国。他们或多或少会表现出对人类一般交往行为的冷漠，而且相对来说会更加追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86]。遗憾的是，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点，因为到1914年时，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德意志帝国。

丘吉尔在5月16日的最后一次政府演讲中，抨击了张伯伦和他所谓的“新帝国主义”，他将英国军队高贵的帝国主义与政治“核心小组”[87]的帝国主义彻底区别开来。尽管他父亲在生前和去世时都是保守党人，但是29岁的丘吉尔心目中的另外两位大英雄却在职业生涯早期都改变了立场，尽管引人注目，但是非常成功。马尔伯勒第一代公爵为了奥兰治的威廉亲王背叛国王詹姆士二世时，年仅38岁；拿破仑推翻督政府并自封为第一执政官时，年仅30岁。对于丘吉尔即将采取的行动来说，这样的先例是极好的。

1904年5月31日，星期二，在《曼彻斯特卫报》所说的“雨后黄昏”，丘吉尔走进下议院会议厅，向前走了几步，向议长的座椅鞠了躬。但是之后，他没有左转坐在保守党的长凳上，而是突然右转，坐在了自由党人中间，他旁边坐着大卫·劳合·乔治，卡那封郡选区的威尔士议员，一个他在三年前的议会处女演说中曾经那样贬损过的人。[88]

劳合·乔治是自由党激进派的领袖人物，也是自由党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丘吉尔在刚认识他的时候并不喜欢他，形容他是“一个粗俗的、喋喋不休的小无赖”。[89]然而，到了1903年7月，他对他已经产生足够的热情，邀请他去布莱尼姆宫。到了来年10月，他们的友谊更加牢固，至少在丘吉尔这一方是这样的。他“非常有抱负、非常聪明”，劳合·乔治当时对他哥哥描述丘吉尔时就是这样说的。[90]在谈到劳合·乔治在卡那封郡选区选民中所表现出的“能量与勇气”时，丘吉尔称他为“自由党诸君中最出色的战斗将军”。[91]他们喜欢彼此的陪伴，但是心里也都清楚，总有一天他们会成为竞争对手。

丘吉尔在反对党一侧的楼梯下面的角落座位上坐了下来。这是一个他梦寐以求的座位，他父亲有很多年都是坐在这里，对着格莱斯顿和保守党议席大加奚落的。[92]不久，他的表兄弟艾弗·格斯特和弗雷迪·格斯特，还有他的朋友杰克·希利也都转到反对党一方。尽管近20年前的爱尔兰自治危机期间，自由党联合派曾集体“横穿议会席，走向反对党”，但很少会有个人这么做，尤其是在爱德华时期的政治环境下，比起摄政时期或维多利亚时期，各政党都更加不稳定，走出这一步就显得更为严重。很快，托利党议员席上的人对丘吉尔的憎恨，就超过了对劳合·乔治的憎恨，而劳合·乔治作为一个威尔士激进的反国教主义者，本是最敌视托利党的人。丘吉尔不再被视为一个吵吵闹闹、目空一切、咄咄逼人的人——在当时的词汇里，就是所谓“钻营之人”——如今，他被视为党内的叛徒，而且很快将被视为他所在阶层的叛徒。

一位助手后来谈到丘吉尔时说：“他总是专心于自己的事情，所以在许多人看来，他显得粗鲁、虚荣、偏执、傲慢。”[93]经常有人批评他缺乏“一些直观感觉，来了解他人有什么想法，（尤其是）有什么感受”。[94]然而，1904年的夏天，他几乎是完全不需要这种直观感觉的，因为当时的联盟党在让这位新议员准确地了解他们对他的想法和感受方面，几乎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许多人认为他的“背叛”是为了个人进步。约瑟夫·张伯伦的儿子，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汀说，丘吉尔“向激进主义的转变与他的个人利益碰巧吻合”。另一位内阁大臣阿尔弗雷德·利特尔顿则认为，“每一阵风吹过，他都会调整方向”。《国家评论》的编辑利奥·马克斯写道，他是“半个外国人，但整个人都不受欢迎”。未来的英国首相安德鲁·博纳·劳称他为“叛徒”，他的首次演讲完全被丘吉尔当晚的演讲盖过了风头。[95]人们并不是只在他背后表达这样的观点，一年后丘吉尔说，横穿议会席，走向反对党的选择，让他遭受了“所有令人作呕的恶语相加”。[96]

这一选择也很可能会导致他政治生涯的终结。毕竟，丘吉尔对自由党曾经进行过猛烈抨击，所以不能保证自由党人会接受他。在大家看来，其实他自己也这样认为，他已经失去了任何可以重返老东家的机会。正如他后来所说，他从小就是在这个党里长大的，几乎所有的朋友和家人都属于这个党。[97]而且，他的密友，议会议员F.E.史密斯后来曾说，如果他没有走向反对党阵营，到1914年时，“在我看来，他毫无疑问会成为联盟党领袖”。[98]为他的自由贸易原则，丘吉尔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英国前首相之子索尔兹伯里第四代侯爵断绝了和丘吉尔的社交往来。他写信解释道：“我从心里觉得，我这样粗鲁地对待你，并不是因为你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你的举止态度。”[99]丘吉尔回信说：

我欣然承认，我的行为很容易受到批评，不是——感谢上帝——从真诚度上说，而是从品位的角度说。我必须在战斗和袖手旁观之间做出选择。毫无疑问，后者更为端庄典雅，但我想要去战斗——我感觉自己可以全心全意地去战斗——所以就这么做了……当然，政治是一种竞赛，在这种竞赛中，诽谤与谩骂是公认的武器。但在我看来，参加这样一场丑陋的争吵并不会伤害个人之间的关系。[100]

最后一句话表达的态度丘吉尔坚持了一生。将政治与个人友谊区分开来，私下里他与公开谴责过的人，或是以类似言辞谴责过他的人保持着友好关系，丘吉尔这一非凡的能力却往往被人误解，认为他在友谊和政治上都不够真诚。事实上，这两点都不属于他。

在走向反对党阵营当天，丘吉尔在《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和《犹太纪事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联盟党政府旨在限制从沙俄大屠杀中逃离的犹太人进入英国的《外国人法案》。关于该法案他写道：“预计该法案将会迎合针对外国人的狭隘偏见，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偏见，以及针对竞争的劳工偏见。”[101]英国当时的人口为3250万。他指出，每140人中只有一人不是在英国出生的，而犹太移民每年只有大约7000人。[102]这封信本身就是一项竞选策略——丘吉尔的新选区选民中有1/3是犹太人，而总人口中只有0.7%是犹太人——但是它也反映了在这个维多利亚上层社会成员身上的一个非常奇怪的反常现象：他是一个终生亲犹太和犹太文化的人。

就像他早期的许多观点一样，丘吉尔对犹太人的喜爱源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与纳撒尼尔·迈耶、第一代罗斯柴尔德男爵、费利克斯·西蒙爵士和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都是好友。“什么？伦道夫勋爵，你没带你的犹太朋友来？”在一个乡间别墅的周末，有人揶揄地问他父亲。“没带，”他反驳说，“和你们这些人为伴我想他们不会觉得有趣。”[103]父亲和儿子都是迪斯累里的崇拜者。丘吉尔年轻时曾经在巴黎与莫里斯·德·赫希男爵住在一起，1906年暑假又与卡塞尔、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和德·赫希男爵的养子德·弗雷斯特男爵一起在欧洲度假。[104]在恩图曼战役6天后的德雷福斯事件期间，丘吉尔给母亲写信说：“太棒了！我很高兴看到这个可怕的阴谋彻底失败。”[105]

因此，他反对《外国人法案》的行动并非完全出于政治机会主义。他开始为选区的犹太施舍处、犹太少年俱乐部、犹太网球和板球俱乐部捐款，还参观了犹太医院、犹太律法宗教学校和犹太劳动人民俱乐部。在这些地方，他表扬了大家对社区自助的重视。[106]丘吉尔的官方传记作者马丁·吉尔伯特爵士曾写道：“虽然他从来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不加批判的支持者，但他是犹太复国主义最坚定的朋友和倡导者之一。在当时的世界，犹太人常常成为轻蔑、厌恶、不信任和敌意的对象，丘吉尔却非常尊重他们，希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107]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帮助丘吉尔，让他有能力很早就清楚地发现阿道夫·希特勒是什么样的人，而很多政治上倾向于反犹太的人却没能做到这一点。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之前的超过25年时间里，丘吉尔是他的阶层和出身中少有的亲犹太主义者之一，而且他还是犹太人占多数人口的选区议员。比起其他的议会同僚，他的触角要灵敏得多。[108]

1904年6月8日，丘吉尔在反对党的席位上发表了他的第一次演讲，反对《外国人法案》。（《太阳报》宣称，是罗斯柴尔德勋爵命令他这样做的，这是有关他被犹太人收买了的诸多毫无根据的指控中的第一条。）[109]丘吉尔和另外三个自由党人在法案的预审阶段（也就是条款详细审查阶段）如此坚持己见，以至政府最初放弃了该法案，不过第二年重新提出，并获得通过。1905年12月，丘吉尔与出生于俄国的化学讲师哈伊姆·魏茨曼共同发表了反对沙皇大屠杀的演讲。魏茨曼后来在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思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04年7月，一位名为威廉·凯尼恩-斯莱尼上校的保守党议员指责丘吉尔和艾弗·格斯特对布尔人的宽容态度是“叛徒和卖国贼”行径，丘吉尔因此获得了一次尖酸刻薄的回击机会。他说：“我经常发现，当政治上的争议变得愈发激烈时，脾气暴躁、智力有限的人很容易变得粗鲁无礼。我曾有幸驰骋沙场、报效祖国，而那时，这位英勇善战、咄咄逼人的上校却只满足于在英国本土的安逸中口诛克鲁格。”[110]丘吉尔这里借用的是鲁德亚德·吉卜林所做《健忘的乞丐》一诗中的第二行——“当你用嘴杀死克鲁格之后”——听众马上就听出来了。对于凯尼恩-斯莱尼来说，这样的说法是尖刻的，他曾在1882年的特尔-埃尔-凯布尔战役中获得勋章，10年后从军队退役。但这也提醒人们，如果想要攻击丘吉尔，就必须做好准备去面对一场无情的反击。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丘吉尔不屑一顾地指出，贝尔福“对下议院的领导能力受到了报纸的高度赞扬，因为他让这些报纸的编辑得到了更多的尊贵和更高的职位”。[111]不久，辱骂首相似乎成了他最喜欢的消遣。1905年1月，在曼彻斯特谈到关税改革时他说：“我的建议是，在政治领域里，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就什么也别做。在政治领域里，当你拿不准该说什么的时候，就说出你的真实想法。如果首相在这场争论一开始时就按照这些原则行事，那么对我们的国家会好得多，对他自己的声誉也会好得多，对他特别重视，甚至是有些过分重视的党组织来说，更会好得多。”[112]当月晚些时候，丘吉尔发表了这样的观点：“世界历史上确有主动退位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你看看历史的进程，就会发现主动退位的通常是男性而不是女性君王。有国王退位的，但从来没有女王退位的，而贝尔福先生的魅力之一就在于他的天性中带有某种女性气质。”[113]丘吉尔的这番话让大家普遍觉得过头了，可是他仍然在不断地发动这种攻击，这让他更加引人注目，也让他更加不受欢迎。

1905年，记者亚历山大·麦卡勒姆·斯科特出版了丘吉尔的第一本传记。“这位30岁的年轻人的崇拜者们满怀信心地说，他就是未来的首相。”斯科特这样写道。他把丘吉尔对张伯伦的攻击比作戴维和歌利亚之间的斗争，而在提到贝尔福时他写道：“首相匆匆逃离了现场。”[114]1905年出现了丘吉尔来自“巨人族”的推测，这似乎太夸张，所以并没有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1905年5月，伦敦的赫林汉姆俱乐部拒绝了丘吉尔的加入申请，丘吉尔对自由党首席督察、埃利班克的主人[115]说，这在“该俱乐部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马球运动员总是受欢迎的。我想你和你的自由党朋友们很难意识到对方阵营对我在政治上的强烈不满”。[116]一个月前，他辞去了“卡尔顿俱乐部”的职务，并告诉他的表兄伦敦德里勋爵：“旧日友情已戛然而止，而新的责任已箭在弦上。”[117]

7月下旬，贝尔福在下议院的一次投票中以200:196失利，但是他拒绝辞职。丘吉尔对此表现出一如既往的义愤填膺，他大声疾呼：“权力从索尔兹伯里勋爵手里交到另一个人手上，而这个人与我们的国家还从未有过直接交涉，他的性格在议会里也才刚刚显露出来。”[118]丘吉尔把攻击重点对准了贝尔福那“粗鄙的、不可原谅的无知”和“做事马虎、草率、随意的态度”。他开玩笑说：“首相的尊严，就像女士的美德一样，不会遭遇局部的削减。”[119]他补充说：“为了多执政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没有什么原则是政府不打算违背的，没有哪些尘埃与污秽是政府不打算吃下的。”[120]丘吉尔并不真的相信贝尔福这位哲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是真的无知，或者任何其他这里所说的事情。对他来说，这些华丽而铺张的语言运用，就是伟大的政治游戏中的搏杀。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接受联盟党愿意回抛给他的任何“尘埃与污秽”。然而，对许多古板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绅士来说，包括国王爱德华七世本人在内，这样做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我听说温斯顿做了议会有史以来最张狂无礼的一次演讲。”朝臣伊舍勋爵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121]克劳福德勋爵在日记中写道：“温斯顿·丘吉尔对A.J.B.的攻击，令国王感到极为愤怒。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认为丘吉尔是个天生的无赖。”[122]这种尖刻的政治谩骂似乎暗示着，在议会的语言交流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邪恶，但是那些历史知识好一些的人肯定明白，这样的攻击实际上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常态。

他继续发表那些令人侧目的演说。1905年8月，印度总督寇松勋爵与总司令基钦纳勋爵因军队重组发生冲突，导致寇松辞职。这给了丘吉尔一个对基钦纳实施报复的机会。在10月的一次辩论中谈到寇松时，他说：“将他逐出印度的轻蔑行径，造就了总司令成为军事独裁者的事实，总督的权力和文官的威望遭受了即使不能说是永久的，至少也是严重的影响。”[123]为了达到效果，他又一次故意使用了夸张手法，并且首次使用了带有贬义的“独裁者”一词。

1905年12月4日，贝尔福最终辞职，于是国王召见了反对党即自由党领袖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为了大选，亨利组建了少数派过渡政府。1906年1月12日，选举如期举行，爱德华·格雷爵士被任命为外交大臣，阿斯奎斯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被任命为贸易大臣。坎贝尔-班纳曼提议让丘吉尔担任财政部财务次官一职，这是内阁级别以下的最高职位，但他礼貌地拒绝了，选择了名义上地位较低的殖民地事务次官一职。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殖民地事务大臣埃尔金伯爵，也是前印度总督（他的爷爷就是购买帕特农神庙大理石的那个人），是上议院议员，这就使得丘吉尔可以在下议院代表这样一个重要部门。

丘吉尔邀请埃迪·马什担任他的私人秘书。马什是殖民地事务部西非分部的一名职员，也是丘吉尔的前女友帕梅拉·普洛登（现为利顿伯爵夫人）的一个朋友。[124]

马什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30多年，历经了8个政府部门。“我比我未来的雇主大两岁，”马什回忆说，“而且我有点儿怕他……虽然我认为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是相当好斗和专横。”[125]在接受这项工作之前，马什征求了利顿夫人的意见。夫人说：“你第一次见到温斯顿，就能看到他所有的缺点。之后你就可以用余生去发现他的优点。”[126]

[1]CWPIp.833

[2]WSC,MarlIp.322

[3]CVIIpp.1043–4

[4]CSIp.61

[5]Hamilton,Listeningp.250

[6]NYPLChurchillPapersMicrofilm1

[7]Pilpel,Americap.36

[8]NewYorkTimes9December1900p.28;FHno.149p.40

[9]Pilpel,Americapp.36–7

[10]这样说是为了把他和美国著名的同名小说家区别开来。

[11]Gilbert,ChurchillandAmericap.36

[12]OBIpp.542–3

[13]Pilpel,Americapp.54–5

[14]CVIPart2p.1225

[15]在新国王众多的情妇里，爱丽丝·吉宝是他最喜欢的。

[16]Ibid.p.1231

[17]DailyTelegraph11March2016

[18]Stuart,Withinp.124

[19]Jackson,Churchillp.280

[20]WSC,MELp.377

[21]Ibid.pp.378–80

[22]CSIpp.65–6

[23]Ibid.p.66

[24]Ibid.p.65

[25]Ibid.p.68

[26]Ibid.p.70

[27]Ibid.

[28]“休里干”发音与“hooligan”一词相同，“hooligan”是流氓无赖的意思。——译者注

[29]Lucy,BalfourianParliamentpp.62–4

[30]丘吉尔在下议院的前11个月里，在议会只发表了9次演讲，但是在乡村还发表了30次演讲，在城镇发表了另外20次演讲，这清楚地说明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保持知名度。在这段时间里，他还花了12天打马球，14天打猎，2天射击，18天在国外度假。（OBII，第29页。）

[31]CSIp.83

[32]Ibid.p.79

[33]Ibid.p.80

[34]Ibid.p.83

[35]CIHOWp.113

[36]Mallinson,TooImportantp.28

[37]BUJC/11/9/3

[38]Halle,Irrepressiblep.61

[39]CSIpp.110,107

[40]CVIIPart1pp.104–5

[41]Rowntree,Povertypp.304–5

[42]CVIIPart1p.111

[43]Ibid.

[44]eds.Mackenzie,NormanandJeanne,DiaryofBeatriceWebbIIp.287

[45]Ibid.pp.287–8

[46]OBIIp.35

[47]WSC,GCp.178

[48]James,Failurep.16

[49]ed.Eade,Contemporariespp.86–7

[50]CSIp.112

[51]Halle,Irrepressiblep.50

[52]Ibid.p.49

[53]Ramsden,‘Greatest’p.13

[54]WSC,MELp.385

[55]OBIIp.47

[56]BLAddMS49694fols.39–40

[57]Blake,‘Conservative’p.4

[58]CSIpp.197–8

[59]BLAddMS49694fols.41–2

[60]ed.Muller,Thoughtsp.10

[61]CSIpp.192–3

[62]CACEADE2/2

[63]CSIp.215

[64]WillansandRoetter,Witp.40

[65]BLAddMS62156fol.7

[66]MonthlyReviewno.13November1903pp.28–9

[67]CVIIPart1p.243

[68]Blunt,DiariesIIp.77

[69]Gardiner,Pillarsp.58

[70]CSIp.221

[71]Ibid.p.224

[72]Ibid.p.236

[73]Ibid.p.237

[74]Ibid.p.259

[75]Ibid.p.261

[76]Jackson,Churchillp.93

[77]Blake,‘Conservative’p.4

[78]Gardiner,Prophetsp.228

[79]CSIp.270

[80]Ibid.pp.272–3

[81]Hansardvol.133cols.958–1012

[82]Jackson,Churchillp.88

[83]Carter,KnewHimp.115

[84]1品脱（英）=568.26125毫升。——编者注

[85]CSIp.293

[86]Ibid.p.441

[87]他后来经常用这个词表示贬义，称希特勒为“卑鄙的核心小组头目与屠夫”。

[88]Carter,KnewHimp.116

[89]CVIPart2p.104

[90]George,MyBrotherp.210

[91]CSIp.368

[92]Carter,KnewHimp.116

[93]Pawle,Wardenp.179

[94]Rowse,LaterChurchillsp.454

[95]James,Failurep.21

[96]CIHOWp.408

[97]ed.Muller,Thoughtsp.10

[98]Birkenhead,ContemporaryPersonalitiesp.118

[99]OBIIp.92

[100]Ibid.p.93

[101]TheTimes31May1904

[102]ManchesterGuardian31May1904p.5

[103]Gilbert,ChurchillandtheJewsp.1

[104]Ibid.p.13

[105]Ibid.p.3;CVIIp.975

[106]CACCHUR1/55;Gilbert,ChurchillandtheJewsp.14

[107]Gilbert,ChurchillandtheJewsp.xvi

[108]当身为犹太人的吉尔伯特采访丘吉尔的同事路易斯·斯皮尔斯将军时，将军所说的“就是温斯顿也会有错”让他饶有兴趣。他向前倾了倾身子，急切地想找出他心目中的英雄的阿喀琉斯之踵，结果听到的却是:“他太喜欢犹太人了。”（吉尔伯特，《丘吉尔与犹太人》，第15页。）斯皮尔斯本人就是犹太人，不过为了掩盖这一事实，他把自己的名字从斯佩尔斯（Speirs）改成了斯皮尔斯（Spears）。

[109]Gilbert,ChurchillandtheJewsp.9

[110]Scott,Churchillp.240

[111]CSIp.346

[112]Ibid.p.414

[113]Ibid.pp.416–17

[114]Scott,Churchillpp.1–2

[115]这是授予埃利班克的苏格兰男爵继承人的礼遇头衔。

[116]CVIIPart1p.393

[117]Gilbert,ALifep.171;Petrie,Carltonp.145

[118]CSIp.482

[119]Ibid.p.483

[120]James,Failure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