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淡水小产权房出售 经过换房时代的上海人才知道

在房屋还不能买卖的年代,上海人要想改善居住,除了等待分房,只能通过互换房子。

以房换房,“通关”难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二手房交易。

但有需求就有市场,上海人“腾挪搬移”的智慧,早在调房时代就体现出来了。

房子是可以拿到市场上买卖的——这件现在看来司空见惯的事,其实是19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

在1991年5月1日《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实施前,绝大多数上海人住的房子都是“公有住房”。

住户没有产证,持有一张租用公房的凭证,也就是俗称的“蓝卡”,每个月需要支付房租。

在那个年代,房屋买卖相当于天方夜谭。但是,早年上海的居住条件实在太困难。

在曾经的潭子湾,两家人家住一臂之隔,放块搁板就能一起吃饭。/吴文骥摄

难到什么程度?资料显示,1978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积4.5平方米。

如果是一家三口,就住个13.5平方米的房子,相当于现在公寓楼里一间次卧那么点大。

活跃的民间换房市场,是被狭小的居住空间逼出来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戴晓波说,在那个年代,上海的民间换房市场可能是全国最活跃的。

除了居住空间紧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上海88%的住房是“直管房”,是由房管局直接来管理的,“单位自管房”只占12%(注:来自1990年的统计数据)。

北京则正好相反,八成以上的房子是“单位自管房”。

“一块地方用于办公,旁边一块地方是家属院,你有工作,才给你住。人对单位的依附性强于对社会。”

“但上海不是。政府大量建新村,单位出资将房子买下分给职工后,就划拨给房管局管理;单位自己出资建设住房,分给职工后也划拨给房管局管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某换房市场人头攒动。/陆杰摄

戴晓波说:“因为房子的产权都是房管局的,为方便群众,政策允许居民互换住房,所以上海才会出现调房市场。”

当然,还有更具体的换房原因:邻里矛盾、儿子结婚了想分开住、改善煤卫条件……

总之条件再艰难,只要有一点空间,就阻挡不了上海人在换房这件事上动脑筋。

静安区一家颇有名气的小饭店老板周建国(化名),通过三次换房改变了人生轨迹。

周建国是1958年出生的,小时候一家人挤在顺昌路上7平方米的亭子间里。

他每天晚上都睡在床和桌子之间那条窄窄的过道里,地板被磨得光亮。

那时他暗下决心,长大后,要让家人住到好地段、住进体面的房子。

到70年代,父亲的单位分了一套20多平米的房子,就在原来7平方米房子附近。

作为家中长子,周建国刚20岁出头,就开始在换房上动脑筋了。

当时市中心名气最响的民间调房市场在淡水路,还有复兴中路的上海跳水池(旧址)对面、长乐中学操场、云南路等,都是自发形成的。

1985年复兴中路黑石公寓门前交流换房信息的人群/陆杰摄

在调房市场里,大家打招呼的问候语是:“侬啥房子(你是什么房子)?”

先看对方是石库门房子、新式里弄还是老洋房,接下来再聊房子面积、地段、楼层、朝向、煤位状况等。

不但如此,大家的“接头”方式也是相当单一。

没手机没微信,换房的两家人想约下一次碰头,只能提前讲好时间地点,或者通过弄堂口的公用电话联络。

周建国晚上没事情做,就去淡水路兜圈子。

夜晚换房市场人气十足,电线杆上贴满了像“老军医广告”般的房屋信息,上街沿站满了人,交头接耳、热热闹闹。

到了周六晚上、周日下午,场面像在赶集。

他人生的第一次调房是在80年代初。

在周建国心目中,自己住的房子地段不灵。

“人都有虚荣心嘛,我觉得住‘上只角’、住好房子,更加有面子,跟人家讲起来,感觉两样的。”

无数次泡在淡水路,不断打听信息,周建国终于换走了顺昌路的房子,换来了茂名南路底楼一间,23平米。

“坏处是三楼换一楼,牺牲了采光和几平方面积,好处是旧里换新里,关键地段好了呀!”

1985年黑石公寓门前电线杆上贴满了房屋信息/陆杰摄

第一次换房后,周建国明显感受到好地段带来的“光环”。跟他换房的是一名画家,隔壁邻居呢,住的是《请到天涯海角来》的原唱沈小岑。

不过,周建国没有止步于此,他还想要更“扎台型”的房子。

他依然是淡水路的“常客”。很快他又打听到了一间带壁炉的老公寓,位于陕西北路。

上门一看,周建国立马心动了——房间带双阳台、落地窗,站在马路上一眼望过去,相当漂亮。

“要是跟朋友走在马路上,我手一指,那间落地窗双阳台的房子就是我家,多少有面子!”

周建国果断把茂名路的房子和老公寓住户对调,又牺牲了2平方米面积,让家人住进了这间21平方米的老公寓。

至此,他小时候的“上只角洋房梦”算是实现了。

“对方这么漂亮的洋房式公寓,为什么愿意跟你一楼的那间换?”我们有点好奇。

“听说这家人是跟邻居闹意见了,待不下去,想快点搬走。”他回答说。

房子的档次上去了,但一家人的生计问题依然摆在周建国面前。

80年代初期,周建国在柳林路做服装生意,后来又辗转到上海木偶剧场,做了一段时间柜台生意。

他是家中老大,自己也成了家,肩负着大家庭、小家庭双重的生计担子。

除了做生意贴补家里,周建国又在调房市场里发现了一些“商机”。

当时个体户还很“边缘化”。“格辰光人家看不起的。”周建国说。

但第一代个体户已经成长起来,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

周建国算了一笔账,假如把家里的房子换成沿街门面,租给别人开店,拿到手的租金不会低。

一部分用来给家人租间房子,另一部分就能补贴家用。

于是,周建国又“杀回”淡水路,开始以门面为目标寻寻觅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某民间换房市场/陆杰摄

当静安区中心地段这间现在被他用来开小饭店的沿街房子出现时,周建国果断把握住了机会。

“对方屋里向4个女儿,其中两个已经谈男朋友了。一家人带着两个男朋友,到阿拉落地窗双阳台的房子里向一看,也蛮看得中。”

“也是一种虚荣心嘛!侬想想看,等伊拉女儿结婚了,对方亲家上门一看,肯定心里想,这家人老早屋里向条件肯定好噢!”

尽管对方看得中,但毕竟面积上要“吃亏”——陕西北路的房子是21平米,门面房子是23个平方。

为了拿下这间门面房子,周建国又另外贴了600块钱。

“后头我把门面出租,每月租金1000块,帮家人外头借房子400块,多出来每个月600块钱,一家老小日常开销够了。”

没想到几年后,个体户越来越多,门面房子的价值飙升,周建国的门面房更金贵了。

有人提出,想用两套公房换他的这间门面房,但周建国都拒绝了。

“当时要是用门面房一调二,就没有今天小饭店的故事了。”

“一调二”、“二调一”也是调房时代常见的一种方式。

刘晓英住在徐家汇“九栋楼”一套小三房里,这间房就是“二调一”换来的。但不是通过民间市场,而是房管所的住房交换会场。

上世纪80年代几个街道房管所联合组织的住房交换会场/陆杰摄

当时各个区的房管所有专门的住房交换部门,还会开设住房交换交流会,有专门的职工帮大家出谋划策。

1988年,刘晓英还在外地工作,妹妹住在天山五村的两室户,父母住在建国西路新式里弄里,20多个平方米。

当时妹妹一家要移居到法国。按照政策,妹妹要是一走,天山五村的房子就要“归公”了。

家人决定,赶在她妹妹出国前,将这两间房“二调一”,换一间更好一点的住房。

最后,通过房管所提供的住房交换信息,原来两间换成了“九栋楼”里一套71平方米小三房。

这样一来,刘晓英回沪后既能照顾父母,也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

“九栋楼这家人刚好是三代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好几口人,急于一换二,大家一拍即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市房地局在某小礼堂组织换房活动。/陆杰摄

换房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怎样调换,总有人面积变多了点,也总有人面积牺牲掉一点。

住房依然紧张,换房也只是暂缓了上下班交通和住房条件的矛盾。

出生于1957年的戴晓波,儿时家里也调换过房子。

从杨浦区控江二村的一间居住面积为14.5平米的住房,换到了延吉中路101弄1号的一间15.7平米的住房。

地段上损失了一站公交路程,面积上大了1.2平米。对一大家子来说,多出1.2平米何其珍贵。

1988年,戴晓波被任命为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方案组组长,致力于推动解决上海人住房问题。

“1991年之前,交换市场是大量存在的,等到住房制度改革实行后,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1994年起,大家自住的房子可以花一笔钱买下来,公积金制度也不断普及,可以为居民提供买房的按揭贷款,交换市场渐渐冷清了。”

2000年,杨浦区居民排队购买居住公房产权。/王照晖摄

“到1997年国家住房改革全面推行后,调房市场也就结束了历史使命,淡出了历史舞台。”

从90年代至今,经过30年时间,上海住房建筑面积总量从1亿平方米,增加到了7亿平方米,整整增加了6倍。

“是改革让上海市居民在住房上真正拥有了获得感。”戴晓波说。

安得广厦千万间,从调房市场到二手房交易市场,不同的时代,相似的故事。

本期部分配图由陆杰先生拍摄

图片版权归陆杰先生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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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稿子:李欣欣/编稿子:韩小妮/

画图画:二黑/写毛笔:陈冬妮/

做图片:二黑/

拿摩温:陈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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